16、宣武帝景明二年（501年）《封和突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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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和突墓志铭，全名为《屯骑校尉、建威将军、洛州刺史、昌国子封史君墓志铭》。1980年出土于大同市西八公里的小站村附近。墓志铭为碑形，高42厘米，宽32厘米。楷书12行，每行12字，共141字。界以浅棋子格，格方2.7-2.9厘米。石创于北魏宣武帝正始元年（公元504年）。石质极好，书刻俱佳，铭文完好如初。无书刻人姓名。
墓主人封和突，《魏书》、《北史》皆无传。从这方墓志铭得知，他是北魏恒州代郡平城（今大同市）人，恒州代郡平城是迁洛以后故都的建制。封和突“春秋六十有四，以景明二年（公元501年）春正月薨于官”，则其生于太武帝拓跋焘太平真君三年（公元438年），主要活动于文成、献文、孝文、宣武四朝。经查史料，北魏时期见于史传的代郡封姓，只有一个叫封敕文的，他官至秦益二州刺史，赐爵天水公，卒于献文帝天安元年（466年）。这时，封和突是二十九岁，他极有可能是封敕文的族人，子孙辈。封和突生前为屯骑校尉，是比州刺史低一品的武职官员，但因为他又兼都牧令，所以在京城的地位是比较高的。景明二年（公元501年），他死后，宣武帝元恪深为“震悼”，并派官员到灵前，以蜜印的方式赠洛州刺史。三年后归葬平城武周界。
封和突墓志铭的出土，为研究北魏历史提供了新的史料。他的葬地武周界，则平息了一场关于武周塞口位置的讼案，同时也说明武州山与武周山、武州塞与武周塞中之“州”、“周”二字可互用。
封和突墓志铭的书法，是完全意义上的魏碑北邙体，属于方重劲截、意态跌宕的一路。与同时期洛阳龙门石窟始平公造像记等风格相近，但却不似始平公那样方正规整；与1932年出土于洛阳北邙的《任城王妃李氏墓志》更为接近而雄强恣肆过之。李氏墓志为景明二年（501年）物，为“前国太农府功曹史臣茹仲敬造”。二志书风相近，时间只隔三年，那么封志是否也是这位茹史官所书呢？
封和突墓志铭的用笔，从总体上看是以方笔为主，无论横、竖、撇、提，都以方笔露锋入笔，横起如“石”、“武”、“春”，竖起如“十”、“州”，撇起如“令”、“危”，趯起如“校”、“牧”、“摸”等，既方且重，夸大而出奇。捺脚的方重也颇为突出，如“史”、“遣”“岐”等即是。而竖画如“郡”、“吊”、“即”、“印”、“年”、“卜”等收笔的右斜和行书笔意，撇笔如“史”、“君”、“昊”、“石”、“ 外”等收笔的舒张和率意，甚至是横画如两个“不”字收笔不经意中的下拖，都与前面所举方重的起笔收到了相反相成的效果。构成此石书法方重劲截的另一个突出之处，是方重坚劲并且下压得有点失位的右方折，如“国”、“昌”、“月”、“用”、“四”等字便是。同样与这种情况形成对照的是左面部分的轻笔、圆笔或开口留际。如三行的“国”左上不封口，竖笔作圆笔；几个“四”字，左横露锋轻起，竖画是象征性的一笔带过，且不封口。正是由于这样的点画特点，使此石在方重雄强的主体风格下面具有了生动、跌宕的艺术魅力。此外结体的变化，在体势方面如“昌”、“景”、“薨”、“礼”、“盈”的欹侧错落、奇正相形，在结字方面如“屯”、“绶”、“宽”、“挥”等字的简笔省画，“人”、“印”、“周”、“内”、“高”、“无”、“镌”等字的方圆并济、楷行杂糅，更使此石书法多了几分奇逸之气。
17、宣武帝景明四年（503年）《云冈二十窟比丘尼昙媚造像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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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丘尼昙媚造像题记》，1956年云冈文物保管所在整修昙曜五窟之一的第二十窟，即所谓露天大佛窟窟前积土时出土的。这是云冈石窟难得的一块完整的造像题记。从其完整和独立的情况看，它很像是置于龛中或嵌于壁间坍塌时埋入土石中的。其石为云冈细砂岩，略呈方形，高30厘米，宽28厘米。楷书10行，行12字，共110字。愿文除首尾稍有缺泐外，大部完好。此记末行年号已漫灭不可连缀，所幸第二字右半“月”字尚存。考北朝年号，第二字右为“月”者，有孝文帝承明，宣武帝景明，东海王建明和北齐废帝乾明，而其中数到四年者惟有景明。这就可以断定此石年代为景明四年（503年）了。
此记内容可证之事至少有三点，其一，此记虽为佛门造像发愿文，但却与常见造佛像几躯、菩萨几躯不同，只云“同拟状金石”，说明所造可能是单体金铜像、石雕像，而并非在壁上凿龛造像。其二，造像而供养者为比丘尼昙媚，联系昙曜五窟中的另外两个洞窟十七窟前壁明窗侧太和十三年（489年）比丘尼惠定造像题记，十八窟前门西壁茹茹可敦造像题记，可见至少是昙曜五窟这几个西部洞窟自太和年间至迁都以后皆为比丘尼所居，是女人世界。唐代高僧所记武周山石窟寺“东为僧寺，西头尼寺”的格局，于此可否得到证明呢？其三，据史载，宣武帝景明年间，由于寺院经济澎胀，僧尼用度靡费，朝廷对立寺造像和度僧加以限制，史称“景明之禁”。这一造像活动或许可以说明此禁对远在故都平城的武周山石窟寺影响不大；然而从另一方面，是否可以认为，不在窟内造像，而另行雕造金、铜、石像，本身就是一种限制呢？结合云冈石窟现存景明中造像题记惟十二窟景明元年一例，余皆在延昌年间之后的情况，似乎亦可说明这一问题。
《比丘尼昙媚造像题记》书法极佳。纵观其以圆笔为主，宽博雄浑的书风，应与魏碑名品《郑文公碑》相类。特点之一是圆润冲和。此记用笔几乎是笔笔中锋，不似一般魏碑书体大起大落的方头重脑。除少数点画偶见方起外，起落之处大多破方为圆了。横画一改露起为藏入，鲜见刀斧棱角，迭横多见连带和笔断意连的行书笔致。折笔除“照”、“寂”、等个别例子外，都取篆法，用圆转作方折。捺画写得饱满开张，起笔出锋全是圆笔，既存隶意，又具楷则。斜提和戈挑，全无“丑魏”方重面目，颇多钟王冲和内擫之态。
此石书法的另一个特点是宽博从容。结字方整，笔势开张，宽厚稳健，古朴闲逸。总而言之，其书结体为方形，分而观之则寓方整于变化之中。像“镜”、“觉”等字，下部宽舒而不局促，存天趣而去雕饰。“感”、“机”、“仪”等字中的“戈”都不上趯，而是斜曳至右下缓缓带住，无剑弩之态而具沉雄之势。“时”、“末”、“浊”等字的竖钩平缓左出，犹遗分书之法。余如“鉴”、“严”、 “趣” 、“益”的结字更是不泥成法，天趣盎然。
清人包世臣、康有为曾以“篆势、分韵、草情毕具”，“圆笔之极轨”极赞《郑文公碑》，把这些移来评价《比丘尼昙媚造像题记》，同样十分贴切。那么，这方佛门题记碣是不是就是郑道昭本人的作品呢？我曾将二石中相同和相近的字进行过剪贴对比，二者的亲缘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前些年笔者在云冈石窟第六窟窟门东侧满刻佛本生故事的界格上发现了几尊很小的造像，像旁觅得“道昭”二字题名，是见棱见角的魏碑书体。如果此人就是郑道昭，那么他到过武周山石窟寺并参与过这里的佛事活动就坐实了，替比丘尼昙媚书写发愿文也就有了可能。因为《比丘尼昙媚造像题记》书刻时郑道昭在世，景明四年比《郑文公碑》永平四年（511年）的创立时间早八年，应为其书法创作和书事活动的全盛期。而二者的一些小异之处，如“题记”比“郑碑”点画上圆笔更多，气息上更显自然闲逸，可能与书家八年的经历有关，更与不同的书写环境、对象和字体大小有关。《郑文公碑》是郑道昭郑重其事地为其父颂扬功德的宏篇巨制，整个书写过程肯定更为严肃、拘谨，官方铭刻中惯用的方起方折和方正字形会多一些，甚至有时显得过于匀落而少变化。《比丘尼昙媚造像题记》为寺院小品，此类创作类乎经生写经，其虔诚之情另有表达方式。书丹者达乎天地，通乎神灵，心驰而神往。笔下自是鬼使神差，逸趣横生，既格高韵秀，又不失郑氏书法艺术的本色。到这里，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比丘尼昙媚造像题记》比之《郑文公碑》毫不逊色，甚至更胜一筹。如果包康在世，一定会将他列入神品名单。
18、宣武帝永平元年(508年)《元淑墓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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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淑墓志，一九八二年四月，在大同市城东十余里白登山下的东王庄村出土。此志刻于北魏宣武帝永平元年(公元五O八)，碑高七十四厘米(加额)，宽四十二厘米。碑额为“魏元公之墓志”六个篆书，风格与司马金龙墓表篆额相近，但书法略逊一筹。墓志正文为楷书，竖二十四行，每行二十七字，凡五百十一字。字格二厘米见方。志文除右下部和左上部由于年久接土，二十余字漫灭不可辨读外，绝大部分字体精整，锋颖犹新。它是目前大同地区出土的北魏墓石中文字最多的一种。.
此石志文记述了墓主人元淑及其妻吕氏的身世和功德。元淑本名拓跋淑，是北魏早期昭成皇帝拓跋什翼健(迁都平城的第一个皇帝魏道武帝的祖父)第五子拓跋寿鸠的曾孙，生于太武帝太平真君八年(公元四四七年)，宣武帝正始四年(公元五O七年)卒于平城镇将任上。他一生历经六个皇帝，在北魏皇族中辈份很高，与太武帝拓跋焘是堂兄弟，是魏孝文帝的族高祖。他主要活动在献文、孝文、宣武三朝。据《北史》载，元淑“善骑射”， “能弯弓三百斤”，颇有政绩。孝文帝时，他出任河东太守，当时这一地区的百姓“俗多商贾，罕事农桑”， “淑下车劝课，躬往教示，二年间，家给人足”。因此百姓作谣曰： “泰州河东，杼柚代舂。元公至止，田畴始理。”此墓志也褒扬他“孝友轸于龆年，忠顺发于未笄。靖与停渊争其凝，动与流波竞其骇。至于始立而栽黄霸之风，暨于不惑而树勿揃之化。标九功于千祀，显六德于万叶，故文焕于魏史”。这些褒词不免有过誉之处，但毕竟补充了史料的不足。至于志中对他的官职、卒葬时间，以及其妻的家世、德行等详细记载，则是史书上没有的。所以说此志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志阴三行，书刻较为随意。其云：“永平元年岁次戊子十二月庚戌朔四日癸丑建」。太常博士青州田徽宝造」。书者相州主簿魏洽。”
田徽宝、魏洽因官阶较低，皆不见于史传，但其书法却相当可观。
元魏后期的书法，逐步形成了一种书体峻利疏朗，严格之中富有变化，形质而韵秀的书风。这种书法风格，上承北魏早期质朴高古之体势，下开唐楷法度谨严之先河。如果说这种书风以著名的《张黑女墓志》为代表的话，那么早于《黑女志》二十三年的《元淑墓志》则是这个变化过程中的—个重要里程碑。它与同时期的许多志石相比，真可谓风姿独立。
《元淑墓志》用笔方圆兼备，以方为主，横笔、竖笔、撇笔，起笔全是方笔，这是魏碑的基本特点。在用笔上明显区别于早期魏碑之处是：捺笔与横折多用圆笔。如“人”、“夫”、“史”等字的长捺，一波三折，做捺时向右上斜仰而出锋暗收，既有浓重的汉分遗韵，又可窥见唐楷成熟时期永字八法的磔笔法度。这种捺笔，看上去很俏皮，给人以轻快而含蓄的感觉，为后来的《张黑女墓志》所吸收。魏碑的横折，一般都是方折，有的是方笔双折，而此志中许多折笔处则变成了圆折，笔法与比它晚三年的《郑文公碑》折笔很相似。更为奇特的是，本来在一般魏碑中写作方笔的一些短竖，在此志中被化方为圆、化竖为点了。如“使”、 “仁”、 “丙”、 “常”等字左边的短竖，以及许多宝盖头左边的一竖，都被写成了圆笔长点。这种写法还保留在《黑女志》中。此外，有些横钩(如“风”、“魏”、“竟”)，竖钩(如“持”、“东”、“扬”)，已具备了后世楷书轻顿斜挫、圆笔出锋的法度，甚至在楷书成熟时期的悬针用笔，在此志的“平”、“年”、 “甲”等字中也出现了。这些长竖不似魏碑中经常写作方笔垂露或方钩，而是将全身之力注于笔端，中锋下行，徐徐提笔出锋。如上所述《元淑墓志》的用笔，以方笔为主，使其不失魏碑雄强、质朴的基本风貌，而许多地方参用圆笔，又使它具有了意态生动，凝重遒劲、富有立体感的特点。
在结字方面，《元淑墓志》更有其值得称道之处。
其一是不拘泥于魏碑字体一律呈偏方形的成法，整体看上去字体略呈长形。这样就少了短悍气，多了秀士风。但认真看去，并不是所有的字都是长形，而是宜长则长，宜扁则扁，因字而宜，富于变化。有些上下结构的字，“宫”、“裔”、“慧”等，故意放疏相叠的横笔和其他重叠部分，拉得很长。有些左右结构的字，如“将”、“波”、“相”、“城”等，则有意缩紧横画的距离，放宽左右部分，压得很扁。但也有例外的情况，有些本来上下结构的长形字，被变化结构，写成扁方形，如“赫”上面两个土字化作“”，下部省作四点； “泰”，紧缩上面三横，捺笔尽力向右开张，下面的水字变作“”取横势。与此相反，本来是左右结构的方字，却通过变体，拉成纵势，如“幼” “侯”等。
其二是善于打破常规，变化结构、笔画。魏碑中出现异体字，别体字和增减笔画，是常见的现象，像此志中“静”、“寅”、“显”、“嘉”、 “堂” 、“使”等，这是不足为怪的。令人折服的是能够通过结构和点画的变化达到意外的效果。如白登山的“登”，左边被信手加了山字旁，而这个山字中间一竖和下面部分分置在登字左上撇的上下， “登”字上部左面提得很高，右边放得很低，且不作点，而是把下面“豆”字的上横向左伸出代之，下面一横很长，但很有力量，使这个字结构奇特，险竣而稳健。“惜”字竖心旁左边的一点与“十”分开， 放得很低，而且向上斜射，简直象个提手旁。此志中带笔、缺笔的例子也不少。 “军”字中间的“曰”、 “德”字右边的“四”等，左边的短竖都不另起笔，而是作横时方笔逆起一带而成，非常巧妙。 “使”字右边的“口”、“禽”字下面的“门”左边一竖，索性带都没带，缺了一笔。还有的是故意断笔，如“成”字中间的“”断开，戈不作趯全是隶法； “庚”字上面一横。只有笔意，中间的横折断开，两横与左右都不相接，而是一撇写成一竖，鱼贯而下，捺笔化作一点，十分得力，显得很精神。
其三是在体势上以奇取胜，字字都是左低右高，欹侧取势。这不仅是靠横笔作势，而是通过整个字的结构变化来实现的。独体字如“月”左面一竖向下伸，而右面一竖却中道而收， “人”、 “夫”都是向右上拓出长捺，呈斜势。左右结构的字，如“刺”、“朔”、“以”、“闺”都是左旁低下伸，右旁高而上收，上下结构、内外结构的字也是左低右高，如“岁”，“风”，都是左竖撇低，右外钩高。
其四是以行入楷，意趣横生。北魏时期的书法，是否定晋代行楷书直接从汉隶中求生计的。尤其是北魏早期的碑刻中，绝不见行书的踪迹。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东晋行书的出现，毕竟是中国书法史上具有生机和活力的重大成就，任何人都不能遏止它的传播和发展。《元淑墓志》的书丹者，很可能就是一位十分喜爱晋代行书，并且在临习《兰亭序》等二王书迹上下过很深功夫的高手。此志中许多字都参入了行书笔意，如“得”、“复”左边三点，“波”右面的“皮”，“而”、“幼”、“绪”的绞丝旁，“悲”、 “忠”、 “德”等字的心，以及“鸿”字下面的四点，都是行书的连笔写法。而“或”、“盛”、“岁”、“以”、“其”、“风”、“流”、 “哉”等字简直与《兰亭》无异。“慧”字、“国”字的行书写法更为生动。“慧” 不特下面的“心”字左面两点连笔，右上的“丰”也写成了三个错落有致的点；“国”字中宫的“或”作行书，十分简练，外框左下部两横上长下短，长横与左竖连笔，而短横分叠于下，结字十分得体。《元淑墓志》的用笔和结字方面的这些独到之处，使它卓然独立于魏碑之中，诚为魏碑中难得的珍品。
19、宣武帝延昌三年（514年）《高琨墓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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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琨墓志》，现藏大同市博物馆。据山西大学王银田教授（原大同市博物馆副馆长）发表于1989年第8期《文物》的《北魏高琨墓志小考》云，1984年大同市博物馆发掘东郊元淑墓时，在其附近的小南头村发现了高琨墓志。据说此志于上世纪70年代初出土于小南头村村北被称作“三皇墓”的地方。志盖方形，盝顶，边长53.5厘米，厚17厘米。墓志亦为方形，边长64厘米，厚12厘米。志文为楷书，12行，足行12字，凡126字。志石风化严重，加之人为破坏，缺字较多。王银田先生初见此志时照录的原文是：
魏故使持节、都督冀嬴相幽平」五州诸军事、镇东大将军、冀州」刺史、勃海郡开国公墓志铭
延昌三年岁次甲午冬十月丙」子朔廿二日丁酉，冀州勃海郡」条县崇仁乡孝义里使持节都」督冀嬴相幽平五州诸军事、镇」东大将军、冀州刺史、勃海郡开」国公高琨字伯玉。夫人鉅鏕（王释“金＋广”）魏（王未释，罗新、叶玮《新出土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释耿）氏」。父颺，左光禄大夫勃海郡开国」公，母汝南袁（王未释）氏。
高琨，《魏书》、《北史》皆有传。他是孝文帝高皇后与宣武帝权相高肇之兄。据《魏书·高肇传》，其父兄高颺、高琨之勃海郡公等官爵皆高肇贵后追赠。然“父兄封赠虽久，竟不改瘗。三年，乃诏令迁葬。肇不自临赴，唯遣其兄子猛改服诣代，迁葬于乡。时人以肇无识，哂而不责也”。以“三皇墓”度之，高猛诣代改葬之茔内，除高颺、高琨外，还应有一人，即《高肇传》所载“琨弟偃，字仲游，太和十年卒”者。他已于“正始中（504—506年），赠安东将军、都督、青州刺史，谥曰庄侯”，因此延昌三年未再加封。他有一位女儿，孝明帝“永平元年立为皇后”。三座坟墓中，两位是皇后的父亲，一位是皇后的兄长，都离不开一个“皇”字，无怪乎要称“三皇墓”。这就意味着，在小南头附近还有两方高氏墓志可找。
《高琨志》书刻时间，已在北魏迁都洛阳之后二十年，自然是十分纯熟的北邙体了。加之此时正值高肇当权，故礼葬父兄的志石一定是由朝中名手书刻。此刻书法清肃秀雅，风骨爽爽，观其书，凛凛然如对正人君子。具体讲，其一是体势上边左昂而下边左倾，可以说每个字都是一个平形四边形。不仅“国”、“州”、“崇”等字如此，就连“军”、“使”、“刺”、“史”、“郡”等也不例外。尽管如此，在感觉上却是正而不是奇，是清雅而不是险峻。其二是结体、笔法娴熟，点画到位，字无不工，笔无苟且。看似拘谨，实则功力老到，不事张扬。给人以温文尔雅，正直无邪之感。其三。楷法已具，堪称唐楷之宗。全志100多字，恐怕百分之九十多都是完全意义上的楷书，看看“镇”、“东”、“大”、“冬”等字就明白了。如果把此志放在唐楷当中，人们可能会想到虞褚等流派。当然，作为魏碑，此志还是守住了本分。如第八行的“五”字，末笔竟用了一个隶书燕尾。另外“国”、“伯”、“袁”等字的方折是也明显的。但这种方笔，又使人想到了王羲之《如何帖》中的“羲之白不审”、《二十九日帖》中的“白”、“中”、“具”等。原来它们的源头在这里。
20、孝庄帝永安二年（529年）《石棺墨书“四耶耶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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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2月于大同市得睹一石棺盖墨书，并允拍照、记录。棺盖为沙岩，高40厘米，宽28厘米，上下框4厘米，左右框3厘米。上有墨书6行，凡57字，可确认者54字。其文云：
明堂西南正是四耶耶骨」长男蒋公全，次男蒋公寿。」长孙蒋愿，次孙蒋润，」次孙蒋建喜，次孙蒋通喜，」〔次孙蒋通□〕」永安二年十一日」蒋润为三〔阆？〕之〔孙？〕。」
这是继1965年司马金龙墓木板屏风手写书迹之后在大同出土的又一件北魏墨写书迹，弥足珍贵。
一、明堂的位置及在平城百姓中的地位。据云此棺出土于今大同市西南约10公里的魏辛庄。北魏明堂遗址已于1995至1996年发掘出土，其址在大同市城东南御河西岸水泉洼村西的向阳东街两侧。东起大同高等专科学校（现名大同职业技术学院）西南角，西至柳航里小区西端；南自大同城区45校南之大同九中西墙下，北讫柳航里大同高专3号教工宿舍楼西墙外，直径近300米，总面积达百亩。主要遗址是中心及东南西北共5个建筑遗址的夯土台基，外环于周边四个台基的是一条圜形河道。中心台基长宽各42米，为明堂太室，夯台已为柳航里小区2号楼破坏叠压。四方台基皆临河道向外呈凸字形，面阔29米，进深16米。台外的圜形辟雍河宽达17——22米，整齐的砂石砌成堤岸，颇为考究。据清《大同县志》，此处原名八圪瘩。其地西北距大同南城门（明代所建）为3·5公里，西南距魏辛庄为12公里。这样的位置正合《四耶耶骨》“明堂西南”的定位。
墨书所记葬骨时间为“永安二年十一日”。“年”后必有脱文，或缺月，或将月误为日，或为十一月十一日之误。永安二年（公元529年）是北魏孝庄帝元子攸在位的第二年。此时从孝昌元年（525年）开始的“六镇之乱”已经4年。据北魏明堂遗址和近年发掘的大同城北部操场城街北魏宫殿遗址瓦砾中多伴有松木梁柱灰烬可知，六镇之乱中曾经百年繁华的魏都平城宫室已被付之一炬。实际上到蒋氏子孙葬其四爷爷骨时，明堂已是断壁残垣、一片狼藉。但是，由于明堂作为当时平城城南一处标志性建筑，从太和十六年（492年）建成，到永安二年，其形象已在平城百姓的心目中屹立30多年，而不可磨灭。所以葬在魏辛庄的蒋氏仍然以明堂作为借以参照的座标点。
二、《四耶耶骨》铭文中几个问题的试解。其一，蒋姓四耶耶骨石棺，为迁葬所用。在一个高广三四十厘米的石棺中所瘗绝非四耶耶初葬之尸。以小型石棺改葬骨殖，这在大同地区已发现的北魏墓葬中尚属首例，有铭文纪年及墓主情况就更罕见了。那么，此“四耶耶骨”是不是骨灰呢？迄今为止尚未见到北魏墓葬中有像辽金那样的骨灰墓及葬具。其二，关于耶耶。耶耶、耶，用作称谓时，在魏晋南北朝古籍中常见者多称父亲，如《宋书》、《南史》都记下这样一个故事，王彧子王绚，少聪慧，年七岁，读《论语》，“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以其父名彧，音同郁，故外祖何尚之戏之曰：“可改耶耶乎文哉。”绚应声答曰：“尊者之名，安可戏，宁可道草翁之风必舅？”〔原文是“草上之风必偃”，外祖父名尚之，尚、上同，故以翁代上；其舅父名何偃，而以舅代偃〕。《木兰辞》中“阿耶无大儿”、“旦辞耶娘去”，“耶”也是指父亲。还有一种是对年长男子的泛称。如《隋书·五行志》，两只猪年关间开口说话：“岁将尽，阿耶明日杀我供岁。”“阿耶”指其男主人。称祖父为耶耶，《汉语大词典》载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永清县宋石幢》：“其称大父‘耶耶’，则北人犹有此称……又县南信安镇龙泉寺有金大定三年碑，其文亦有‘王孝子耶耶’之文，当亦谓其大父耳。”金代北人的这种称呼，当有其历史源渊，但南北朝典籍中尚未见到这样的实例。此石棺墨书之‘耶耶’，显然是指祖父，可作一证。其三，“耶耶”二字上何以要补一“四”字呢？此志文书者或为其嫡孙请人所书，或为其嫡孙中一人所书（我怀疑改葬时其子或老迈或已即世，已进入其孙辈的时代）。因此，原文径作“明堂西南正是耶耶骨”，但在书写过程中出了一个问题：列入孙辈名单中的五人名单并非都是长子蒋公全、次子蒋公寿的儿子，还包括了他们的堂侄。就是说这些孙辈们并非全是墓主的嫡孙，不是人人都管他叫爷爷。于是在“耶耶”二字前加了一个定语“四”。与此相对应，在志文的年月之后又另外增写了“蒋润为三〔阆？〕之〔孙？〕”一句。“三阆？”极有可能是墓主四耶耶兄弟行中的第三位长兄。
三、《四耶耶骨》志文墨书的书法。《四耶耶骨》志文墨书，为民间书体。字体属行楷书，稚拙率意，意趣横生。其行笔结字既不似同期北邙体墓志铭刻体的见棱见角、雄强茂密，也不似平城时期司马金龙墓木版手书的形端体正、庄严肃穆，倒更像由魏晋而来的南派文书手札的风致。然而它毕竟不同于六朝书家之作，其质朴浑厚和自然天成之态，使人想到了六朝的“地莂”和敦煌文书。以并不细腻的沙石为书写对象，书者驾轻就熟、游刃有余，而无拘谨、生涩之感，这恐怕是专业书法家也难做好的。章法不拘成式而疏密自任，径尺之间随意增行添字却无局促之感；书体或楷，或行，或隶，或草，信笔为体，不显笔阻意滞，犹觉工稳畅达、浑然一体。在全志57字中，有30多字可以看作楷书，如“明堂”、“西”“正是四耶骨”“长男”、“长孙”“通喜”等；有十多个可视为行书，如“南”、“蒋”、“寿”、“永安”等；有的明显带有隶意，如“愿”、“建”“二”等；有的原本就是章草，最突出的是“润”字。此外，像“蒋”、“次”、“年”的出奇制胜，想是当时民间的习惯写法，只有民间书手方可来得。
我这样说，对这件古代民间墨书似有“拔高”之嫌，也许是吧。不管怎么说，我终于在北魏故都大同市亲睹了将近1500年前原叶原味的墨书手迹！它虽算不得鸿篇巨制，也并非高文雅言，但是它毕竟是北魏百年旧都平城辉煌书法时代拖出的一条闪光的尾巴。从这里我真实地感受到了皇家明堂左近的民间书手们对书法的理解、掌握和运用情况，从而了解当年京邑帝里官方书法在民间的传布和影响。有一个问题是不是更值得我们思考：北魏后期，除了规范的北邙铭刻体和相对滞后而稚拙生硬的民间体龙门造像题记之外，是不是还有一种更为人们喜欢、接受而流行的不北不南、亦楷亦行的手写体呢？这种现象，恐怕不仅仅是在北都平城，也不仅仅是在民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