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垣

距京绥路大同站西二十里，左云县云冈堡，有石窟寺，为拓拔氏遗构，盖千四百七十年于兹矣。以比伊阙石窟，尚早五十年。凿山为岩，因岩镌佛，岩高者二百余尺，可受三千许人；佛高者六七十尺，雕饰奇伟，冠於一世。“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水经注》所称赏也。“栉比相连，三十余里”，《续高僧传》所夸许也。徒以远处塞外，交通不便，故好游之士，鲜探其奇。迄今京绥路通，旦夕可至，同人乃以戊午重九前三日，约往游焉。循武州川溯流而上，经观音堂，入武州塞口，则见石壁峭立，绵亘无际。壁多摩崖之碑，文体漫没，犹存廓形。路侧有双鈎佛字，高逾寻丈，殆所谓佛字湾者也。至左云县界，则石洞千孔，如来满山，鬼斧神工，震骇耳目。渐近云冈堡，则见绿瓦层楼，依山结构，高出林际，俯瞰晴川者，石佛寺也。据《魏书》，佛应作窟。寺仅三楹，堂奥浅隘。寺僧引入后洞，黑暗异常。佛图四周，钜细不一，灯光隐约，不可辨认，因致疑雕工精美，何取乎黑暗至此。既而登楼一览，始知洞上有洞，本可透光，其所以黑暗者，寺掩之也。寺修于清顺治八年总督佟养量，建筑不得法，故光线不足。像有剥蚀，敷以土垩，尽失原形。金碧辉煌，徒取炫目，泯绝古意。其实寺东西诸窟，有窟无寺，栉比数里者，皆为石窟寺。后人修其一寺，名曰石佛，陋也。其未经修饰诸窟，虽甚剥落，然远望缥缈，容态转真，窟别异形，无有复制。至于裸体神女，振翮凌空，宝相庄严，拈花微笑，则极画像之奇观，尽人工之能事矣!惜乎古洞荒凉，荆榛满目，村民占居，十之七八，衽席炊爨，悉在佛前，断瓦颓垣，横阻当路。或土埋佛身，已过半膝；或偷凿全体，新留斧痕。过此不图，日即湮灭，是则有司之责也。最可异者，同人遍历二十余窟，无古碑碣，足供考证。即游客题名，亦绝无仅有。寺前有万历间宣城吴伯与游石佛寺刻石，词尚典雅。寺西有佛籁阁匾，寺东有碧霞洞云深处朱廷翰等石刻，皆漫漶单简，不足为典要。以故龙门遗像，宇内知名；武州石窟，言者盖寡。同人因为题名而返。余归而神往者久之，乃摭拾群籍，著为斯篇，亦以补金石之缺略，俾后至者有所考证云尔。同游六人：叶恭绰誉虎，俞人凤翙梧，郑洪年韶觉，翟兆麟瑞符，邵善阊文彪。俞、翟、邵三君，皆京绥路工程师也。一九一八年十月新会陈垣记。

《魏书•显祖纪》：皇兴元年八月丁酉，行幸武州山石窟寺。（卷六，时帝年十四）

史记魏帝之幸石窟寺，自此始也。皇兴元年，当西历之四百六十七年。前此闻幸武州山，未闻幸石窟寺。《魏书•礼志》，“太宗永兴三年三月，帝祷于武周、车轮二山”是也。（武州或作周，通）永兴三年，当西历之四百十一年，此时未有石窟寺。惟自皇兴元年以後，则帝幸石窟寺，凡七八次，或岁一幸焉，或间岁一幸焉。未知史有阙文否乎，盖常有《魏书》纪者，《北史》无之矣。

抑有奇者，诸帝之幸石窟寺，多在冲幼之年，其殆太后所挟与俱往者乎，不可得知也。

四年十有二月甲辰，幸鹿野苑、石窟寺。（卷同上，时帝年十七）

《高祖纪》：延兴五年五月丁未，幸武州山。（卷七上，时帝年九岁）

此未言幸石窟寺也，然以前后书法例之，则当然幸石窟寺。

太和元年五月乙酉，车驾祈雨于武周山。（时帝年十一）

祈雨未必至石窟寺，然车驾至武周山，则必经石窟寺。今石佛寺左侧，尚有一龙王庙，其殆古之遗制乎?

四年八月戊申，幸武州山石窟寺。（时帝年十四，《北史》不纪）

六年三月辛巳，幸武州山石窟寺。（时帝年十六）

七年五月戊寅朔，幸武州山石窟佛寺。（时帝年十七，《北史》不纪）

八年六月戊辰，武州水泛滥，坏民居舍。

秋七月乙未，行幸方山石窟寺。（时帝年十八，《北史》不纪，以上均卷七上）

方山在今大同县北五十里（据《通志》），有拓拔氏二陵，及方山宫址在焉。此言幸方山石窟寺者，未知方山亦有石窟寺乎，抑幸方山又幸武州山石窟寺乎？以皇兴四年幸鹿野苑、石窟寺之书法例之，则幸方山又幸石窟寺也。然方山既偏北五十里，武州山又偏西二十里，一日而幸二地，不无疑焉。抑方山别有石窟寺，因武州水泛滥后，不幸武州而幸方山乎?

且自是年以后，直至太和十八年迁洛以前，十年之间，不复见帝幸石窟寺。史阙文乎，不可知也。

《肃宗纪》：熙平二年四月乙卯，皇太后幸伊阙石窟寺，即日还宫。（卷九，时帝年八岁）

伊阙石窟寺，建于孝文迁洛之后。《洛阳伽蓝记》曰：“京南关口有石窟寺灵岩寺”，亦缘武州山石窟寺得名也。自显祖皇兴元年，始幸武州石窟寺，至肃宗熙平二年，始幸伊阙石窟寺，其间适五十年，则二寺创建之先后，可概见矣。

孝昌二年八月戊寅，帝幸南石窟寺，即日还宫。（卷同上，时帝年十七）

谓伊阙石窟寺为南石窟寺，则武州石窟寺为北石窟寺也。

《出帝平阳王纪》：永熙二年正月己亥，车驾幸崧高石窟灵岩寺。（卷十一，时帝年二十四）。

崧高石窟灵岩寺，即伊阙石窟寺，由武州石窟寺得名，见《释老志》、《水经注》及《续高僧传》。

魏帝之幸武州寺，史数数见，而幸伊阙寺只三见，顾何以世人多称伊阙之钜制，而少言武州之伟观？则以伊阙当中原六通四辟之冲，而武州则僻处塞外也。使吾人生铁道未兴之世，亦不易游此。今伊阙寺有陇海路可达，武州寺又有京绥路可达，他日輶轩所及，武州寺之遗碑断碣，为有新得于野老耕氓者。

《魏书•释老志》：太安初，有师子国胡沙门邪奢遗多、浮陁陀难提等五人，奉佛像三，到京师。皆云，备历西域诸国，见佛影迹及肉髻，外国诸王相承，咸遣工匠摹写其容，莫能及难提所造者，去十余步，视之炳然，转近转微。又沙勒胡沙门，赴京师致佛钵并画像迹。初昙曜以复佛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帝后奉以师礼。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卷一百十四）

皇兴中，又构三级石佛图。榱栋楣楹，上下重结，大小皆石，高十丈。镇固巧密，为京华壮观。（卷同上）

武州塞之石窟，始凿于昙曜，据此毫无疑义。昙曜之赴京，在复法之明年，即兴安二年，西历四百五十三年也。是时佛法初复，图像大兴，西域画像，接踵而至。魏之先世，本有凿石为庙之风（见《魏书•礼志》），佛教又重偶像，故能致此奇伟。武州诸像，未识是否为难提等五人所造，然至今石质剥落，间有影迹模糊，近而即之，一若无有，远而睇之，神态宛在者，正与所谓远视炳然，转近转微之说相合，则真足代表五世纪东方美术之一斑也。

景明初，世宗诏大长秋卿白整，准代京灵岩寺石窟，于洛南伊阙山，为高祖、文昭皇太后营石窟二所。初建之始，窟顶去地三百一十尺。至正始二年中，始出斩山二十三丈。至大长秋卿王质，谓斩山太高，费功难就，奏求下移就平，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永平中，中尹刘腾，奏为世宗复造石窟一，凡为三所。从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六月已前，用工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卷同上）

景明在迁洛之后，去复法之岁，约五十年。则伊阙石窟后于武州石窟，亦约五十年。从景明元年（五OO年）至正光四年（五二三年)。其间二十四年，仅造窟三所，已费工如此；武州石窟，奚止三所，则其工程之钜可知矣。

《水经注》灅水条下：其水又东北流注武州川水，武州川水又东南流，水侧有石祗洹舍，并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东转迳灵岩南，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川水又东南流出山。魏《土地记》曰：平城西三十里，武州塞口者也。（戴校本卷十三）

《水经注》撰于后魏太和之世，去石窟寺之建，不过四五十年。其所记载，至可信据。据《魏书》，则昙曜所凿者只五所，而此已曰“山堂水殿，烟寺相望”，可知昙曜开山以后，凿者甚众，皆在郦道元注《水经》以前，而不尽在齐隋以后。又曰“林渊锦镜，缀目新眺”，则当年景色，美丽可想。武州川水自西北来，先经石祗洹舍，则今石佛寺以西诸窟，必有比丘尼所居之遗迹，惜不能指其处矣。其水东转所迳之处为灵岩，是灵岩者本地名，有称石窟寺为灵岩寺者，寺因地得名也。

《续高僧传》元魏北台恒安石窟通乐寺沙门释昙曜传：释昙曜，未详何许人也。少出家，摄行坚贞，风鉴闲约。以元魏和平年，任北台昭玄统，绥辑僧众，妙得其心。住恒安石窟通乐寺，即魏帝之所造也。去恒安西北三十里，武州山谷，北面石崖，就而镌之，建立佛寺，名曰灵岩。龛之大者，举高二十余丈，可受三千许人。面别镌像，穷诸巧丽，龛别异状，骇动人神。栉比相连，三十余里。东头僧寺，恒供千人。碑碣见存，未卒陈委。先是太武皇帝太平真君七年，司徒崔浩，令帝崇重道士寇谦之，拜为天师。珍敬老氏，虔刘释种，焚毁寺塔。至庚寅年太武感致疠疾，方始开悟。帝既心悔，诛夷崔氏。至壬辰年，太武云崩，子文成立（“子”应依《开元释教录》作“孙”)，即起塔寺，搜访经典。毁法七载，三宝还兴。曜慨前陵废，欣今重复，以和平三年壬寅（此七字照《开元释教录》加入），故于北台石窜，集诸德僧，对天竺沙门译《付法藏传》并《净土经》，流通后贤，意存无绝。（卷一）

 “魏帝所造”，魏文成帝所造也。文成以前塔寺，既为太武所毁，则此灵岩石窟，必为文成复法以后所造，盖即昙曜白帝所造也。曰“东头僧寺，恒供千人”，疑即今石佛寺东之最大石窟，然已荒落不堪矣。既曰通乐，又曰灵岩，则寺非一寺，名非一名，记载缺略，至为可撼。此传成于贞观十九年，当西历之六百四十五年。《古今译经图记》、《开元释教录》、《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均沿用其文。《贞元释教录》成于西历八百年， 而于“碑碣见存，未卒陈委”二语，亦复沿用，未识当时碑碣，果否有流传也。清初迄今，不过三百年，而道旁摩崖诸碑，已无一可辨。盖此山之石，松而易泐，不耐风雨，造像犹可，刻碑未见其能永年也。

《大唐内典录》后魏元氏翻传佛经录：元氏之先，北代云中虏也。西晋之乱，有拓拔庐，出居晋楼烦地，晋即封为代王。至庐孙拾翼鞬，或言涉珪，魏史云即道武皇帝，魏之太祖也，改号神瑞元年，当晋孝武太元元年也，出据朔州东三百里，筑城立邑，号为恒安之都。为苻秦护军，坚败后，乃即真号。生知信佛，兴建大寺。恒安郊西大谷石壁，皆凿为窟，高十余丈，东西三十里，栉比相连，其数聚矣。谷东石碑见在，纪其功绩，不可以算也。其碑略云，自魏国所统赀赋，并成石龛，故其规度宏远，所以神功逾久而不朽也。（卷四）

神瑞元年（四一四年）当晋安帝之义熙十年，非晋孝武太元元年也（三七六年）。其间相去，几四十年。改号神瑞者，是魏太宗，非魏太祖也。其间相去，亦三十年。《大唐内典录》皆误。魏太祖天兴元年（三九八年)始自云中徙都平城，即今大同县，所谓恒安之都也。《魏书•释老志》，天兴元年下诏勅有司于京城始作五级佛图。太宗践位，始于京邑四方，建立图像。曰京城五级佛图，则郊西石窟寺，必非建于太祖天兴之世也。曰京邑四方建立图像，则谓郊西石窟寺建于太宗神瑞之世，亦非绝无影响。然未有确切不疑之据。《释老志》明谓文成复法以后昙曜白帝所凿。魏收北齐人，《魏书•释老志》著于北齐天保元年（五五O年)，去后魏之世至近，去昙曜开山之岁，亦不过百年，其言至为可据。

《大唐内典录》撰于麟德元年，当西历之六百六十四年，云“谷东石碑见在”，此碑当即释道宣撰《续高僧传》时所见之碑。碑称魏国，并言神功久而不朽，则疑非魏碑，或齐隋以後之碑也。惜乎今不可得见矣。是录与《续高僧傅》皆言石窟相连三十余里，以今考之，实无此数，则石窟圮夷者众矣。特未知撰者有信口大言否耳？外人讥吾国游记，里数至不足据，此或其一端也。

雍正《朔平府志》古迹：左云县石佛寺，在县东九十里云冈堡，又名佛窑山。传自后魏拓拔氏时，始於神瑞，终于正光，凡七帝，历百十余年，规制甚宏。原寺十所，一曰同升，二曰灵光，三曰镇国，四曰护国，五曰崇福，六曰童子，七曰能仁，八曰华严，九曰天宫，十曰兜率。其中有元载所造石佛二十龛。石窟千孔，佛像万尊，由隋唐历宋元。楼阁层凌，树木蓊郁，俨然为一方胜概。迤东敷武，有石窦喷水，清冽可饮，行道多藉焉，题曰石窟寒泉，即四景之“塞泉灵境”也。康熙三十五年冬，圣祖仁皇帝西征回銮幸寺，御书匾额“庄严法相”四字。（卷三）

武州石佛寺，唐以前均称石窟寺，今《山西通志》亦称石窟十寺。曰“始于神瑞，终于正光”，不知何所据？然康熙《通志》已言之，或明志沿《大唐内典录》神瑞元年之说及《魏书•释老志》正光四年之说而云然欤？神瑞之说，辨已见前。正光之说，乃指伊阙石窟，非武州石窟也。十寺之名，亦见康熙《通志》，未知其为魏寺乎，抑隋唐以后所建之寺乎？曰“中有元载所造石佛二十龛”，康熙《通志》作“元载所修石佛十二龛”，雍正《通志》则曰“内有元时石佛二十龛”，光绪《通志》因之。修者修其所本有，造者造其所本无。未知是造乎修乎？元载是否即元时？二十与十二孰当？无可考也。

曰“由隋唐历宋元”者，笔误也。由辽迄金，三百余年，大同朔平，终非宋有，则此中石窟，宋人何尝梦见。

石窟寒泉，或作石窑寒泉。窟窑形近易混。今犹有水涌出，亦在道旁一巨窟中也。

 “西征回銮”者，康熙帝西征厄鲁特噶尔丹回銮，由归化城入口。志称其以十二月初十日次左云县，驻跸生员范澎宅，十一日幸云冈石佛寺云。今御书匾额犹在。

雍正《朔平府志》载清人题咏甚多，附录如后，以当輶轩之采。

胡文华：游石窟寺

西林天竺迹，春日上方游。片石三千界，微尘四部洲。香花金粟现，钟磬白云悠。俯此群生劫，何缘彼岸舟。

孙鲁：重阳后一日过云冈次曹侍郎韵（曹溶，秀水人，康熙初大同守道）

郊原秋色满山椒，出郭盘崖石蹬遥。峦隐旃檀藏宝相，碑残拓拔纪前朝。雕甍丹艧开金刹，月渚依微涌海潮。披拂霜华寻鹫岭，西风马首上岧荛。（此首并见康熙《山西志》卷三十二）

王仪：石佛寺二首

巉崖暂憩啸临风，却爱空楼望不穷。淡淡湍烟移嶂岫，泠泠倒水出溪豅。碑遗古院神工罕，经晒高台夕梵同。净接青莲天地辟，石林深洞月朦胧。千仞孤峰百尺楼，云天高并两悠悠。西秦风雨当轩梦，北魏烟岚半偈收。更有寒山支介石，岂无轮海泛虚舟。远鸥独立坡沙浅，分得寻常几点秋。

王度：云冈佛阁

耸峰危阁与天齐，俯瞰尘寰处处低。亿万化身开绝嶂，三千法界作丹梯。乾坤再辟雷初奋，海岳重光月指迷（指西征回銮）。我欲凌虚朝玉陛，好从灵鹫问金泥。

刘士铭：石泉灵境（刘，宛平人，雍正间朔平知府）

崒嵂崇冈远泼蓝，天容树色落寨潭。千寻翠壁云为幔，丈六金身石作龛。在昔鸾旗朝鹫岭，于今水月照瞿昙。灵湫清澈浑如镜，手把龙团望朔南。

赵允烜：云冈石佛寺（赵，闽人）

云冈遥望近莲台，胜概留人去复回。色界有堂皆法相，化身无石不如来。楣题凤篆龙飞额（指康熙御书)，梦入金光目绝埃。剞劂料非人力就，昔年端得五丁开。

郑中选：前题和韵

偶然登眺上楼台，苍翠层层至北回。峭壁远从天际削，御书遥自日边来。寒泉清冽多幽致，刬石烟笼绝俗埃。不是神灵能效顺，化身亿万那从开？

石碣韵：石佛寺四首

崚嶒龛峇倚云开，昙影缤纷天际来。三十二观随处是，石莲浮动现金胎。茎草原从帝释开，妙同宝月印川来。推开慧海留生面，亿万恒沙结髻胎。宝宫结构五丁开，金粟飞花匝地来。何处是空何处色，须弥芥子一般胎。心眼关头不易开，维摩悟后谒飞来。饱参玉版三乘偈，笑指摩尼五色胎。

王达善：寒泉灵境

一脉元从石罅来，湛于秋镜绿于苔。羌人不解煎茶法，下马争分涤酒杯。（以上均见卷十二）

[本篇作于一九一八年十月。载于《东方杂志》第十六卷第二、三号（一九一九年二、三月）。后与日本伊东忠太《支那山西云冈石窟寺》一文合订出单行本时，又作了修订。今即采此修订本，并加标点符号。]

                                                                                                                       （本文摘自《陈垣集——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