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世民

云冈石窟的开凿年代，由于北魏距今久远，文献记述不详，或后世文献记述有误，导致学术界说法不一。如目前主要是“和平说”，其次是“神瑞说”和“兴安说”。作为中国的国宝、世界文化遗产的云冈石窟，很有必要探讨其准确的开凿年代。1986年由我主编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丛书一一大同》272页曾提出“公元453年（兴安二年），沙门昙曜始于平城西开凿武州塞（云冈）石窟”的观点。因篇目所限，未进一步阐述。现将粗浅拙见，略述如下。
       “神瑞说”——唐代文献有误
        神瑞年间（公元414年-416年）开凿云冈石窟的说法，主要依据出自《大唐内典录•后魏元氏翻传佛经录》的记载：
        “道武帝，魏之太祖也，改号神瑞元年，当晋孝武太元元年也。……生知信佛，兴建大寺。恒安郊西大谷石壁，皆凿为窟，高十余丈，东西三十里，栉比相连，其数众矣。”
        其后历代都有一些典籍引此为据，沿用此说：“始于神瑞，终于正光”。此说存在着严重的年代差错，同时也与史实不符：
        首先北魏道武帝在公元398年迁都平城后，只有天兴和天赐两个年号，根本就没有神瑞这个年号。这个年号是北魏明元帝的年号。从公元398年迁都平城到神瑞元年（公元414年），前后相差16年。
        神瑞元年（公元414年）也不是晋孝武帝的太元元年（公元376年），后者早前者38年。也就是说：在晋孝武帝太元元年时，道武帝还没有迁都平城，显然也不是晋孝武帝的太元元年。
        以上提到的两个相对应的年号都是错误的，因此，对恒安（云冈）石窟的开凿年代—一“神瑞说”，也就弄错了。
        在《魏书•释老志》里，提到有关神瑞年间的佛事活动时，仅说：“太宗践位，遵太祖之业，亦好黄老，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图像，仍令沙门敷导民俗。”并没有提到“恒安郊西大谷石壁，皆凿为窟”这一佛教界的盛事。这是其一。
        其二，太武帝（公元424年-452年）“灭佛”，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更是北魏京城佛教界的一道劫难门坎。即使是灭佛前曾经开凿了佛窟，在灭佛中也会遭到大规模的毁坏，尤其是在京城近郊开凿的佛窟，更是难逃毁灭之灾。但是，这些在当时佛教界占有重要位置的石窟寺被毁情况，《魏书》却对此没有一点记载。就是北魏以后各代，直至近代的正史或野记中，也均未见灭佛时云冈石窟被毁坏的记述。
        其三，在云冈石窟保存至今的现状中，历代研究者很多，特别是到了近、现代，中外有志于研究云冈的学者，都对云冈石窟进行了大量细致的考察研究或测绘拍照，也均未发现大规模的明显的“灭佛”痕迹。
        以上这些，也说明“神瑞说”是很难成立的。
        近代学者陈垣先生在《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一文中，就对“神瑞说”提出了质疑：“魏太祖天兴元年(398年)，始自云中徙都平城，即今大同县，所谓恒安之都也。《魏书•释老志》天兴元年，下诏敕有司于京城始作五级佛图。太宗践位，始于京邑四方，建立图像。曰京城五级佛图，则郊西石窟寺，必非建于太祖天兴之世也。曰京邑四方建立图像，则谓郊西石窟寺建于太宗神瑞之世，亦非绝无影响。然未有确切不疑之据。”
        学者宿白先生在《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中，也以陈垣先生之文为据，对“神瑞说”的观点提出了质疑。
        再从神瑞年代的历史条件的现实看：
        在《魏书•帝纪》中看到：从道武帝迁都平城（公元398年）到明元帝的神瑞初年（公元414年），仅16年的时间。刚刚迁都时的平城十分荒凉，要在这种基础上建造一座都城：宫殿、住宅、城池等，尚属草创时期。其工程之浩繁，耗费之巨大，这对一个游牧的马背民族来说，其艰难的程度是可以想象的。与此同时，北魏不断开拓疆土，连年的征战，其耗费更是巨大。在攻城略地的同时，迁徙了数十万计的人口充实平城，这也要在建造宫殿的同时，大量建造民居和城池。再加上灾荒不断，只好从河北、山东等地大量急运物资（主要是粮食、衣、物等），补充平城。
        从以上这些粗略的记载中，就可以看出：从道武帝迁都到神瑞之时的十几年，在如此的兵荒马乱中，又加上天灾，这使得北魏的统治者既没有精力，更没有大规模开凿石窟所需的经济基础。
        “和平说”——理解文献有偏差
        和平年间（公元460年-465年）始凿云冈石窟，并完成“昙曜五窟”的说法，在国内外影响较大，似乎已成为主要说法。其依据是《魏书•释老志》：
        “和平初，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初昙曜以复佛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见于路，御马前衔曜衣，时以为马识善人。帝后奉以师礼。昙曜白帝，於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昙曜奏：平齐户及诸民……”
        上述引文叙述了在两个年号期间所发生的事：
        第一个年号：和平初（公元460年）发生的事：道人统师贤去世了，由昙曜接替道人统之职，同时更名为沙门统。
        第二个年号：在提到昙曜接任沙门统时，追述了“初昙曜以复佛法之明年”，即兴安二年（公元453年）发生的事：集中介绍了昙曜其人和作为，即昙曜在兴安二年赴京，受到文成帝的信任，“奉以师礼”，昙曜建议并开凿武州山石窟等作为，因而受到了文成帝的赏识而被重用。
        这第二个年号所追述昙曜的这些经历和作为，都是为了说明昙曜不仅机遇好——马识善人，而且有能力有作为——开窟造像，所以在和平初才被文成帝委以重任——沙门统，顺利接了师贤的班。这就解释清了昙曜之所以能够接任沙门统的原因，以免读者唐突生疑。这是《魏书》作者以果追因的插叙笔法。这个插叙所交代的是“复佛法之明年”，至和平初之前的九年间的事情。这与和平初是两码事，是不能张冠李戴的。“和平说”则正是把这九年间昙曜的作为，都简单地算到了和平初。这实际上就造成了因果不分，或指因为果的误解。
        这一插叙非常重要，既说明了昙曜的经历，更重点记述了昙曜受到文成帝的信任，被“奉以师礼”后，昙曜也就有了影响力，能向文成帝进言，并在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这也是昙曜为文成帝尽快在全国恢复佛法着想，而首先在京城开凿能保存长久的石窟寺。同时，这在全国也就起到了京城率先垂范的作用，更容易促使“天下承风，朝不及夕，往时所毁图寺，仍还修矣。佛像经论，皆复得显”（《魏书•释老志》）。再者，武州山是文成帝祖辈们早已确认的“神山”、“圣地”，在恢复佛法后的第二年（兴安二年），就近选在这里凿窟刻石，成为佛门圣地，更是很自然的事情。
        从《魏书》的一些篇章连贯起来分析，“和平说”也说不通。在兴安元年恢复佛法后，整个北魏都在“天下承风，朝不及夕”。如果按“和平说”的思路来探讨一下：恢复佛法后，作为道人统的师贤，以及被“奉以师礼”的昙曜，在京城却是在顶风不承，且一顶九年。文成帝也只好等师贤九年后死了，一直拖到了“和平初”，叫昙曜接手沙门统后，县曜头上有了乌纱帽，这才去办九年前全国早已“天下承风，朝不及夕”的事情——在京城郊西开凿石窟寺。这岂不令人费解？于情于理也是说不通的。
        再从现存石窟的规模和雕饰现状看：“和平说”认为仅用和平年间的五年时间就完成了“昙曜五窟”，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以目前所被认为的“昙曜五窟”，真的是“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整个工程浩繁艰巨，造像雄伟壮丽，雕刻细腻优美。在1500多年前的北魏，生产力十分低下落后，雕凿条件原始简陋。开山时大兵团参与还可以，但开凿五窟时人再多拥挤着也用不上，而雕凿佛像时能用之才则少之更少。这要在和平时期(公元460年-465年）的五年间，去完成如此五个大窟（按目前认定的第16窟一第20窟）的巨大工作量，以及其高超的艺术水平来看，是不可能完成的。即使1500年后的今天，在生产力十分现代化的条件下，用五年的时间，同样从劈山到开窟，再精细地雕饰佛像，而完成如此规模宏大的五窟，又能达到如此艺术水准的杰作，也绝非易事，甚至可以说很难做到。
        “兴安说”——与文献记述较符合
        “复佛法之明年”即兴安二年，是被“和平说”所忽略的一个重要年号。
        前段引文中，在“和平初”昙曜任沙门统后，插叙了一个重要的年号——“初昙曜以复佛法之明年”，即兴安二年（公元453年），以及在其后（至和平初）九年里所发生的一些有关昙曜的重要事情：昙曜在兴安二年来到京城——平城，虽然此时师贤还是道人统，但昙曜仍然受到了文成帝的信任和尊重，被“奉以师礼”。昙曜这时也就有了“白帝”的有利条件和机会，便建议并“於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但一些学者可能只注意了这段文字最前面的“和平初”这个年号，而忽略了其后的“复佛法之明年”（兴安二年）这一年号，自然就将“白帝”和“开窟五所”，都前移到了引文开头的“和平初”了。使“复佛法之明年”发生的事情，也就张冠李戴到了“和平初”。正是因为这一忽略而被抹去了“复佛法之明年”，“白帝”也就成了“和平初”之事。此为其一。
        其二，上述引文中的“白帝”的“白”字，在此处不同于引文后面的“奏”字：兴安二年昙曜被文成帝“奉以师礼”后，并没有任何官职，自然是不能在朝堂上与大臣们同朝列班议事的。但他能利用文成帝对自己的尊重，在朝堂下进行交谈。《魏书》作者在此处用“白”字，而不用“奏”字，是很有用心的：这既从侧面有区别地标明了昙曜的民间性质的身份，也说明了这是在朝堂下的谈话或建议、请示，以及此后的行动。引文后面用“奏”字，而没有跟着也用“白”字，则是为了区别于前者：说明这时已是在和平初，昙曜就任了沙门统，有了在朝堂上议事的官职地位后，这是在朝堂上的正式表章或建议、请示。
        “於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这正是昙曜被文成帝“奉以师礼”后，利用文成帝对自己的尊重和信任，在朝堂下与文成帝的交谈中提出的建议和此后的行动。
        其三：“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这是《魏书》的作者魏收，对昙曜主持开凿五窟这一业绩的记述和评价。如果有人说这四句话也是昙曜说的，那么“雕饰奇伟，冠于一世”这两句，显然是对自己这一业绩的自我表扬，甚至成了自我吹嘘！这犹如今天一些人说自己的某一业绩是天下第一时，叫人听了可笑。佛教徒的戒律中就有一条是：戒“妄语”。作为得道高僧昙曜是绝对不会口出这样的“妄语”的。但作为后世的魏收，在完成《魏书》时，已相去百年（兴安二年453年至北齐天保五年554年）。当他在写到昙曜向文成帝请示建议，并开凿了石窟的时候，他对昙曜开窟造像的成功与否，以及世人的看法评价，已经有了与同类事物做出客观比较鉴别的时间与空间，便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和高度评价。用“雕饰奇伟，冠于一世”来评价五窟，则是用语贴切，评价准确。这种修史者在叙述一个人或一件事时，加上几句有褒或有贬的评语或议论，并不少见。例如在《魏书》以前的《史记》、《汉书》等，就时有此做法。不一一列举。
        《续高僧传•昙曜传》也可以做个旁证：
        （昙曜）“以元魏和平年……住恒安石窟通乐寺，即魏帝之所建也。去恒安西北三十里，武周山谷北面石崖，就而镌之，建立佛寺，名日灵岩。龛之大者，举高二十余丈，可受三千许人。面别镌像，穷诸巧丽；龛别异状，骇动人神。栉比相连，三十余里。东头僧寺，恒供千人……”
        在上述这段文字中，既说是恒安石窟通乐寺，它就不是一座砖砌木搭的普通寺院，也不是一个可供暂时栖身的小洞穴，而是已开凿成功的石窟寺。“住恒安石窟通乐寺”的“住”字，值得研究。通过这个“住”字，说明“和平年”恒安石窟（云冈石窟）通乐寺已经完工，这样才能让这位被文成帝“奉以师礼”的沙门统高僧昙曜居住。而绝不是“和平初”才刚刚开工。更不是“和平初”才“白帝”——请示或建议文成帝修建云冈石窟。如果按“和平说”进行推理，昙曜此时无论有多大的本领，也无法住进恒安石窟还处于“白帝”时的规划蓝图里。
        再者，如此浩大的工程，如果按“和平说”的五年工期算，即使在动工三年的施工高潮期间，也是无法让昙曜这个沙门统居住的。这也反证如果按兴安二年开工，到“和平初”，已施工十来年，通乐寺先大体完工可以住人，也在情理之中。
        可能有人怀疑《续高僧传》不能为昙曜作证。其实两书的作者相距并不太远：《魏书》的作者魏收在北齐天保五年（554年）才撰写完成。其后，在作者生前死后，各修订过两次，始成定本。《续高僧传》的作者道宣，据载他是唐贞观之初（627年）收集整理资料，于贞观十九年完成此书。即使不按《魏书》四次的修订来算，从脱稿到道宣的开始收集整理资料，只相距73年。也就是说二人虽不是同时代的人，但相距不远。所以，唐代道宣的记述，是从侧面提供了昙曜活动年限的依据，也应是可信的。
        将上述《魏书》的“复佛法之明年”的“白帝……”到《续高僧传》昙曜“和平年……住恒安石窟通乐寺……”这些记述文字前后连贯在一起看：云冈石窟的开创年代应当是兴安二年。
        [原刊于《大同日报》2006年11月17日，作者为大同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