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州集》是金代著名文学家元好问所编纂的金源一代诗词选集。对于这部选集的史学价值，前人和时贤已有所论述，认为是“借诗以存史”，但这种说法有些笼统。准确地说是应该是“借传以存史”，理由有三：其一，《中州集》是一部诗词选集，本应以选录诗词作品为主，但元氏又有意增加了作家小传，从他的编纂意图、编排体例和编纂结果（也即其中诗歌和小传的篇幅各占比例）来看，都体现了强烈的史学意识；其二，《中州集》中有许多作家小传被元人修撰《金史》编写人物列传时所参考和引用，但也有更多的作家小传并没有为《金史》人物列传所引用，这就是说明《中州集》作家小传对金代历史人物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其三，《中州集》作家小传中还记载了有关金代政治、战争、外交、科举、官制和经济等方面的资料，可补《金史》之不足，甚至纠正其中的一些失误，因而对金代各种专门史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此，我认为《中州集》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但主要不是体现在诗词作品上，而是集中在其中的作家小传上，也即“借传以存史”。
关键词：《中州集》；作家小传；《金史》；“借传以存史”；史学价值
众所周知，《中州集》是金源一代文坛盟主——元好问编选的一部金代诗词选集。它在金代文学研究中的地位和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对于《中州集》的史学价值，前人和时贤也已有所认识和论述。四库馆臣说《中州集》“大致主于借诗以存史”。但这一说法较为笼统，“所借之诗”究竟是指其中的某些诗篇还是指整部诗集？四库馆臣没有明说，而后人对此的理解也有所不同。如果是指其中的某些诗篇而言，那一定是指其中能深刻反映社会现实的那些作品（比如杜甫的诗歌之所以被称为“诗史”，就是因为他的许多诗歌深刻地反映了唐代社会现实，尤其是那些反映“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现实的作品。而且元好问本人的一些诗歌也被称为“诗史”，也同样是因为他的那些诗歌反映了金代晚期动乱的社会现实）。然而，陈衍在《金诗纪事·序》中指出：“遗山为拓跋苗裔，野史一亭，原以金源文献自任。史既未成，聊都此集，表彰百年来文人。惜所举似，率近体断句、写景咏物之作居多，无大关系者。” 而且，我们通览整部《中州集》，发现其中的诗歌也的确大多数是写景状物、抒怀写意的作品，真正能够深刻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诗歌并不多见，其历史价值显然要大打折扣。所以这种理解是不准确的。如果“所借之诗”是指整部诗集而言的，那么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部诗文集，但没有哪一部被冠以“借诗以存史”的美誉。因此，《中州集》肯定有其他诗文集所不具备的某种特质，才使它享有这一盛誉。那这种特质究竟是什么呢？胡传志教授在分析《中州集》的编纂体例和编纂过程时指出，元好问在编纂《中州集》的后期历史意识明显加强，可谓是接触到问题的关键了。这一论述对我有很大的启示，我以为《中州集》的“存史”主要靠其中的作家小传，实为“借传以存史”。
一、元好问在编纂《中州集》的过程中渗透着浓厚的史学思想
《中州集》前十卷共收入249位诗人的2059首诗歌（卷首金显宗和金章宗除外），同时也为这249位诗人全部编写小传。后附《乐府》一卷，共收入36位词人的115首词，其中的31人在诗歌部分已有小传，所以乐府中仅为另5位词人编写小传。合计《中州集》共收入诗词作品2176首（不包括注释和小传中所引录的诗歌），共为254位金代作家编写了小传。
1、《中州集》的编纂意图不仅在于选录金源一代诗词作品，而且也在于保存金源一代文人士大夫的生平传记资料
作为金源一代最伟大的文学家和史学家，元好问义不容辞地肩负起抢救金代文化遗产和保存金国历史的重任。而抢救文化遗产的最好方式即是选编一部凝结着金源一代文人士大夫品格和精神的诗词集，保存国史的最好方式即是把金源文人士大夫的生平事迹记录下来。但是在那个动荡多难的乱世时代，仅凭以一人之力是难以完成这个重任的。但是要让元氏舍弃其中的一项任务也是他极不情愿的。那么，如何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矛盾呢？元好问终于寻找到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即编纂一部金源士大夫的诗词集，同时在诗集为他们立传。这样做可谓是一箭双雕——既抢救了金代文化遗产，反映了一代文学风貌；又为金代的重要人物立传，保存了国史的精粹。比起分别编选一部诗词集和修撰一部历史著作来说，这种做法显然要简单得多，也容易得多，但却能达到那种效果，起到那种作用。而且从元氏的人生追求和文化修养来看，这样编纂也是他完全能够胜任的。
作为一位深受儒学思想浸染的史学家，元好问以“国亡史作”为己任。他曾为辽史的散失感到异常的痛心：“呜呼！世无史氏久矣！辽人主盟将二百年，其间可记之事多矣。”（《故金漆水郡候耶律公墓志铭》）后来，他又曾亲眼目睹了自己国家的史料——《金实录》的散失，这使他产生了“以国史自任”的想法。早在金都汴京被围之前，金哀宗还未出逃之时，他就提出保存国史的建议：“京城之围，个为东曹都事，知舟师将有东狩之役，言于诸相，请小字书国史一本，随车驾所在，以一马负之，时相虽以为然，而不及行也。崔子之变，历朝实录皆满城帅所取。百年以来，明君贤相可传后世之事甚多，不三二十年，则世人不复知之矣！所不知者亡可奈何，其所知者，忍弃之而不记耶？”（《南冠引》）金亡之初，他曾致力于《南冠录》的撰写，记载“百年以来明君贤相可传后世之事”；移居冠氏后，构筑“野史亭”，又潜心于编撰《壬辰杂编》这一煌煌历史巨著。而《中州集》就是编纂于这个时期的，因此，在编撰过程中不能不受到他修史意识的影响。而且他在《自题<中州集>后五首》之五中也这样写到:“平世何曾有稗官，乱来史笔亦烧残。百年遗稿天留在，抱向空山掩泪看。”此诗大意是说，金代在太平盛世时，没有派人采集诗歌，搜集史料，战乱以来，许多珍贵的史料散亡残缺。因此，需要我担负起稗官之责，将残存部分编成此集，以保存一代文献。如果人们认识不到《中州集》珍贵的史料价值的话，我也只好将它抱向空山拭泪以看了。从元氏的自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是以写史的态度来编纂这部《中州集》的。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明白他在诗集中增加作家小传的深层意图实际是为了保存金源一代人物传记资料的。
2、《中州集》的部分卷次模仿了史书的编排体例，体现了强烈的史学意识
所谓历史是指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说人类的活动形成了历史，人是历史的主体。所以一部“二十五史”才会以主要的篇幅来写人物列传，而人物列传也就成了承载历史的主要内容。而史书的人物列传常常采用“以时间为序”和“以类相从”的编纂体例。“以时间为序”体现了历史本身的发展进程；而“以类相从”，也即按人物的身份、地位、职业、品行、特性等来排列，则显示出历史学家深刻的逻辑思考，比如《刺客列传》、《滑稽列传》、《儒林列传》、《游侠列传》、《酷吏列传》、《文苑传》等等。
《中州集》作为一部诗歌选集在编排体例上，部分卷次显示出“以时间为序”的特点，如“前七卷除第六卷外大致按时间顺序排列诗人和诗歌”，“第八卷和第九卷的前半部分，又依时间顺序罗列金初至金末众多小诗人的诗作”；而部分卷次则显示出“以类相从”的特点，在第九卷自马舜卿以下，别标“诸相”一门，列刘豫、杜充、虞仲文、张孝纯、张汝霖等十六人；“状元”一门，列郑子聃、孟宗献等八人；“异人”一门，列王中立、王予可、王彧和董文甫等四人；“隐徳”一门，列薛继先、宋可、张潜、曹珏四人诗；第十卷列“知己三人”，曰辛愿、李汾、李献甫；“南冠五人”，曰司马朴、滕茂实、何宏中、姚孝锡、朱弁；而附见宋遗民赵滋，及好问父、兄诗于末。
元好问作为一位诗学修养极高的大文学家（如他的《论诗三十首》和其他大量诗词文作品在文学史上成就极高），在编纂《中州集》时却给后人留下了许多难解之谜，引发了许多争论：在选录诗人的标准上，不以是否擅长诗歌为标准，却是选了诸相、状元、隐德、南冠等重要历史人物；在编排方式上既不完全以时间顺序排列，也不完全以作家的身份和地位划分（“以类相从”）等等。这的确是有些不伦不类，令人匪夷所思。那么，元好问这样做究竟是出于什么意图呢？正如胡传志教授所分析的：“这样的分类和排列近似于史书的体例”，“这样编排不可能是为了操作方便，而是体现了他的历史意识。”②尽管比起正史的人物列传来说，小传内容较为简略，但其中作家的科第仕履、生平事迹占了很大的比重。清代学者王士禛也说“元裕之撰《中州集》，其小传足备金源一代故实”。可见，元好问编纂《中州集》时选择了这些并非以诗词擅名的历史人物，并且在诗集中为他们立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存金源一代文献，而并非因为他们是诗人，会写并写过几首诗。也正因为此，元氏在《中州集》的编排体例上才会呈现出这种令人难解的特点来。这种看似不伦不类的编排方式上实则体现了元氏强烈的历史意识。
3、从《中州集》中诗歌和小传篇幅所占的比例来看，也是小传多于诗歌，也即史学成分超过了文学成分
按理来说，《中州集》是一部诗词选集，自然应以选录诗词作品为主，适当地加入作家的基本生平资料，也有助于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但不应该喧宾夺主。可是事实却与此相反。笔者曾对此作了个统计：《中州集》中只选1首作品的作家共有118人（诗集部分101人，乐府部分17人），只选2-5首作品的作家共有81人（诗集部分68人，乐府部分13人），而《中州集》共选录了254位金代作家的作品，总计所选作品不超过5首的作家多达199人，占到全部作家总数的约4/5左右，而他们的小传内容少者几十字，多者达四、五百字。以下是笔者的粗略统计：
《中州集》作家小传字数与人数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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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数 |
30字以下 |
31-120字 |
121-250字 |
250字以上 |
总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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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 |
24 |
77 |
67 |
86 |
254 |
从上表可以看出这些小传的内容大多数较为丰富，很明显小传的篇幅比诗歌要长些。也就是说，在《中州集》中作家小传所占的份量和比例要远远大于诗歌本身。这也就是《中州集》作为一部诗词集却呈现出很高的史学价值来的根本原因所在。更为重要的是书中所选录的这些作家并非都以诗人名世的，从其中小传所记载的生平经历来看，许多人都是朝廷的官员、国家的栋梁，是以政绩名世，以品德显身，创作诗词仅仅是他们的业余爱好。正如清人程嘉燧所指出的，《中州集》是“以诗系人，以人系传”，因此，我们可以说，元好问是借选诗的方式来达到为金源文人士大夫立传之目的的，编选《中州集》可以看作是元氏修史存史的一种特殊形式。
二、《中州集》作家小传是研究金代历史人物的重要参考资料
《中州集》共为254位金代作家立小传，但实际上，其中所介绍的人物远远超过此数，正如《四库提要》所指出的“一传而附见数人”，比如：张子羽小传（《中州集》卷二，P58）中又介绍了香严可上道人、鲜于可、高鵾化、王景徽、吴演等5位诗人；麻九畴小传（《中州集》卷六，P292）中共记录了5位神童，即常添寿、刘滋、张汉臣、刘徵和麻九畴本人；王敏夫小传（《中州集》卷九，P445）中共介绍8位雁门诗人，分别是许蜕、倪民望及其子倪仲仪、张韶、李忠、苏吉、李鹏翼和王敏夫本人；薛继先小传（《中州集》卷九，P480）共介绍了高仲振、宋可、张潜、曹珏、王汝梅和薛继先及其子薛纯孝7位隐逸诗人；等等。每个小传少则一、二人，多则八、九人。据笔者统计：《中州集》作家小传中实际上介绍的人物多达522人。当然，这522人并非每人都有详细的介绍，有的仅记录其姓名字号和仕履官职，有的兼录其诗句篇什并有评论，还有的则叙述其生平事迹或趣闻轶事等等。这也许是由于客观条件或是编纂体例所限吧！
在这522人中有96人在《金史》中有单独的列传，约占18．4%左右。也就是说，共有96人在《中州集》和《金史》中都有专门的列传，其余的426人是《中州集》中所独有的。由此可见，《中州集》在金史人物研究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一） 《中州集》作家小传是编纂《金史》人物列传时的重要参考资料
元人在撰修《金史》时，《中州集》作家小传就是其重要的参考资料。《金史·文艺传·元好问传》云：“晚年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几及汉、唐，国亡史作，己所当任……乃构亭于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遗言往行，采摭所闻，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为记录，至百余万言。今所传者有《中州集》及《壬辰杂编》若干卷……纂修《金史》，多本其所著云。”这是《中州集》具有史学价值的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证明。对比两者的内容，我们就会发现有些《金史》人物列传几乎是全部抄自《中州集》作家小传，有些则是部分抄录了小传。
1、 《金史》人物列传内容全部抄自《中州集》作家小传者
通过仔细比较，我们确认《金史》人物列传内容为全部抄自《中州集》作家小传的共有24人，其中《文艺传》有12人，分别是：吴激、马定国、任询、郭长倩、赵沨、周昂、刘昂、刘从益、吕中孚、张建、王元节和元德明；《隐逸传》有7人，分别是：薛继先、高仲振、张潜、王汝梅、宋可、郝天挺和王予可；其他列传有5人，分别是：韩玉、李献甫、王宾、梁持胜和马舜卿（字肩龙）。另外，高士谈在《金史》中虽然没有单独的列传，而是附在《宇文虚中传》之后，显然也是完全抄自《中州集·高士谈小传》的。
2、《金史》人物列传内容部分抄自《中州集》作家小传者
有的《金史》人物列传中是部分抄录了《中州集》作家小传，部分抄录《归潜志》，这样的人物列传共有17人，其中《文艺传》中有8人，分别是：蔡珪、赵可、党怀英、宋九嘉、李献能、王若虚、麻九畴和李汾；《隐逸传》有2人，即褚承亮（部分抄自《中州集·周昂小传》中的小注，卷四，P166）和辛愿；其他列传有7人，分别是：宇文虚中、完颜璹、贾益谦、赵秉文、冯璧、雷渊和李献可。
还有的《金史》人物列传是节录自元好问所撰的人物碑铭墓志者，如张万公、杨云翼、赵秉文、王庭筠、王若虚等人。正如高人雄教授所言：“‘国亡史作，己所当任’……（元好问）本着‘以文存史’的态度，独辟蹊径，把碑板铭志，当作史传来写。在叙述每个人的碑志里，往往由个人的升沉，穷源到当时的政治制度，记一个寺庙的兴废，联系到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这说明元好问在金亡前后的史学意识是非常强烈的，他试图从各个方面用各种文体保存金源一代史实，因而《中州集》作家小传也就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
综上所述，《金史》人物列传中共有41人全部或部分抄录了《中州集》作家小传，而且主要集中在《文艺传》和《隐逸传》中。《金史·文艺传》共为34位作家立传，其中就有20位抄录了《中州集》作家小传，约占《文艺传》总人数的60%左右。而《隐逸传》共为12人列传，其中就有9位抄录了《中州集》作家小传，约占《隐逸传》总人数的75%左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州集》作家小传成为《金史》人物列传中《文艺传》和《隐逸传》的主要来源。
对照两书中人物传记的内容，我们发现《金史》编纂者在抄录《中州集》作家小传时经常会删除某些内容或是进行些微改动，有的是去掉了作家的家世谱系或是所引用的诗句篇什及相关评论等等，这就不利于我们了解作家身世和深入理解其作品；有的调整了顺序，却造成文意不顺畅，逻辑不连贯。很显然，这部分《中州集》作家小传作为原始材料，仍有其不可忽视的史料价值。
（二）《中州集》中许多作家在《金史》中没有列传，具有独一无二的史料价值
在《中州集》和《金史》两书中都有传记的96位作家中，除了被《金史》人物列传抄录的这41人之外，还有55位作家的传记并没有为《金史》人物列传所使用，而且两者内容基本上不同，《中州集》的这部分作家小传就成为《金史》人物列传的必要补充和参照。至于说剩下的那426位只见于《中州集》而不为《金史》所立传的作家，尽管不少小传内容较为简略，但却具有其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
三、《中州集》作家小传的其他史料价值
《中州集》作家小传不但为元人修《金史》人物列传所参考，而且小传中还记录了许多有关金代时政、战争、外交、官制、科举和经济等方面的资料，对于研究金代各种专门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下面我们就分类论述：
（一） 时政方面的材料
元好问生活于金代末期，在《中州集》作家小传中对金末政治的黑暗和腐败多有记录，比如苑中小传（《中州集》卷八，P422）有云：“贞祐中，高琪当国，专以威刑肃物，士大夫被捃摭者，笞辱与徒隶等，医家以酒下‘地龙散’，投以蜡丸，则受杖者失痛觉，此方大行于时，极之（指苑中）有戏云：‘嚼蜡谁知味最长，一杯卯酒地龙香。年来纸价长安贵，不重新诗重药方。’时人传以为笑。”考《金史·酷吏传·蒲察合住传》亦云：“初，宣宗喜刑罚，朝士往往被笞楚，至用刀杖杀言者。高琪用事，威刑自恣。南渡之后，习以成风，虽士大夫亦为所移，如徒单右丞思忠好用麻椎击人，号‘麻椎相公’。李运使特立号‘半截剑’，言其短小锋利也。冯内翰璧号‘冯刽’。雷渊为御史，至蔡州，得奸豪，杖杀五百人，号曰‘雷半千’。又有完颜麻斤出，皆以酷闻，而合住、王阿里、李涣之徒，胥吏中尤狡刻者也。”从内容的丰富性来看，《金史》人物列传似稍胜一筹；但就反映现实的深刻性和生动性而言，《中州集》作家小传的优势也是显而易见的。
（二） 战争方面的材料
金末战乱频仍，《中州集》作家小传中也有不少记录。如王万钟小传（《中州集》卷七，P370）中有云：“初，用之闻北兵入塞，即以吾州为不可守，去。之太原，五年不敢归。贞祐二年，州破，死者十余万人。”这里北兵当指蒙古军队，吾州即忻州城。小传所记的这场战争即是蒙古军队攻破忻州城之战。我们查考《金史·本纪·宣宗纪》所记载的贞祐初年之战事，有云，“贞祐元年，冬十月，大元兵下涿州”，“徇观州、河涧府、沧州”，“贞祐二年，大元兵徇彰德府、益都府、怀州，下岚州”，“（贞祐二年四月）时山东、河东、河北诸郡失守，惟真定、清、沃、大名、东平、徐、邳、海数城仅存而已，河东州县亦多残毁”。记录了这么多的州城失守，却对这场死伤达十余万人的极为惨烈的忻州之役没有丝毫记录。王万钟是忻州秀容人，与元好问是同乡，就死于这场战争之中。而且，元好问本人也是从这场战祸中侥幸逃生，而他的哥哥元好古（字敏之）却不幸罹难。可以说元好问对此次战争的记忆是刻骨铭心的，小传所记当然是可靠的。
（三） 外交方面的材料
《中州集》作家小传中还有一些关于金和宋、金和西夏之间外交活动的记录。如朱弁小传（《中州集》卷十，P514）有这样的记载，“绍兴十二年，皇子生，大赦，宋使洪皓、张邵、朱弁南归。”考《金史·交聘表》有云：“皇统二年八月丁卯，诏遣宋使朱弁、张邵、洪皓等归。”再考《金史·本纪·熙宗纪》皇统二年大事纪有云：“（二月）戊子，皇子济安生……壬辰，以皇子生，赦中外”，“八月丁卯，诏归朱弁、张邵、洪皓于宋”。“绍兴”为宋徽宗年号。宋绍兴十二年即为金熙宗皇统二年（1142）。由此可证，元好问在小传中所记相当准确（而《金史》研究专家张博泉先生在其《金史简编》一书的附录三《金朝大事年表》中云“皇统三年（1143）六月，放宋前遣使洪皓归宋”显然有误）。
再如李献甫小传（《中州集》卷十，P496）记载了冯延登（子骏）和李献甫（钦用）在金国与西夏外交中的和议之功，可补《金史》之不足，对研究金朝与西夏的外交关系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四） 官制方面的材料
《中州集》作家小传中还有一些关于金代的政府机构设置和官员职责方面的记载，比如王扩小传（《中州集》卷八，P419）中有这样的内容：“泰和七年夏旱，充之以监察御史受诏审冤，因为同列言，往时审冤，一切以末减为事，至杀人者之罪，亦贳出之。地下之冤，当谁理之乎？使还，言创设三司不便，大略言，‘三司之设，特以刻剥为事。大定间，一曹望之为户部，天下仓廪府库皆实，百姓无愁怨之声，存乎其人，不在改官称也。今三司官，皆户部旧员，掾属亦户曹旧吏，岂有愚于户部而智于三司者？乞复户部之旧，无骇民听可也。’”元好问在为王扩所撰的碑铭《嘉议大夫陕西东路转运使刚敏王公神道碑铭》中亦记载此事。《金史·王扩传》亦从《中州集·王扩小传》中抄了这部分内容，且最后又说“既而三司亦竟罢”。而查考《金史·百官志·三司》则云：“泰和八年，省户部官员置三司，谓兼劝农、盐铁、度支，户部三科也。贞祐罢之。”又《金史·百官志·劝农使司》云：“劝农使司，泰和八年罢，贞祐间复置”，“劝农使司掌劝课天下力田之事。”《金史·百官志》中所记的劝农使司和三司中的劝农科在职权上显然有重复交错之处，那么，在设立的时间上定有先后之别。据其所记当为泰和中先罢劝农使司，既而又设立三司，并在三司中另设劝农科，负责劝农力田之事。这就与《金史·王扩传》所云“泰和七年夏，……（王扩）言创设三司不便……既而三司亦竟罢”自相矛盾。而《中州集·王扩小传》只记王扩曾上书议论过设立三司的不便之处，但并没有明确地说朝庭就因此而罢三司。很显然，小传的记载是可信的。
又李汾小传（《中州集》卷十，P490）则记录了有关国史院设置和官员职责的内容，对研究金代官制有重要的价值。
（五） 科举方面的材料
《中州集》作家小传中还有些关于金代科举方面的记载，如高有邻小传（《中州集》卷八，P403）记载：“大定三年，第进士，历州县，为尚书省令史。时相议诎词赋、专明经，徳卿以赋有谲谏之义，反复诘难，竟得不罢。尔后擢第者，廷试时务策亦自徳卿发之。”考《金史·选举志》有云：“承安四年，上论宰臣曰：‘一场放二状元，非是。后场廷试，令词赋、经义通试时务策，止选一状元。余虽有明经、法律等科，止同诸科而已。’至宋王安石为相，作新经，始以经义取人。且词赋、经义，人素所习之本业，策论则兼习者也。今舍本取兼习，恐不副陛下公选之意。’遂定御试同日各试本业，词赋依旧，分立甲次，第一名为状元，经义魁次之，恩例与词赋第二人同，余分为两甲中下人，并在词赋之下。”《金史》校勘者怀疑“至宋王安石为相”处与上文不衔接，可能有脱文。我们参考《中州集·高有邻小传》，猜测此处上书的宰臣可能就是高有邻。若果真如此，就可补《金史》的缺失，对研究金代科举制度有重要意义。故于此处拈出，以供专家学者参考。
（六） 经济方面的材料
《中州集》作家小传中还有一些关于金代社会户籍和经济方面的记录，比如李晏小传（《中州集》卷二，P100）有云：“初，辽入掠中原人，及得奚、渤海诸国生口，分赐贵近或有功者，大至一二州，少亦数百，皆为奴婢，输租为官，且纳课给其主，谓之‘二税户’。大定初，一切免为民。闾山寺僧赐户三百，与僧共居，供役而不输租，故不在免例。诉者积年，台寺不为理，又诉于致美。致美上章，大略谓，‘天子作民父母，当同仁一视。分别轻重，乃胥吏舞文法之敝。陛下大明博照，岂可使天下有一民不被其泽者？且沙门既谓之出家，而乃听其与男女杂居乎？’书奏，宰相持不可。世宗诏致美，与相诘难。致美伏御座前曰：‘前日车驾幸辽东，闾山寺曾供从官一宿之具。寺僧物，陛下物也。陛下无以此直寺僧，而使三百家受屈。’世宗大笑曰：‘李晏刼制我耶！’即日免之。”考《金史·李晏传》有云：“初，锦州龙宫寺，辽主拨赐户民，俾输税于寺，岁久皆以为奴。有欲诉者，害之岛中。晏乃具奏：‘在律，僧不杀生，况人命乎？辽以良民为二税户，此不道之甚也，今幸遇圣朝，乞尽释为民。’世宗纳其言，于是获免者六百余人。”再考《金史·食货志》：“世宗大定二年，诏免‘二税户’为民。初，辽人佞佛尤甚，多以良民赐诸寺，分其税一半输官，一半输寺，故谓之‘二税户’。辽亡，僧多匿其实，抑为贱。有援左证以告者，有司各执以闻。上素知其事，故特免之。”从以上记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二税户”是辽代的一种户口制度，是指打了胜仗后分给贵族和功臣等人的俘虏。这些俘虏从此沦为奴隶，他们既要给国家输租，又要给主人纳税，故称为“二税户”。金灭辽之后，于大定初年，下令废除“二税户”，但闾山寺的“二税户”由于某些原因仍然保留下来。后来世宗听从李晏的意见终于全部废除“二税户”。比较以上三者所记，《金史·食货志》所说的“二税户”仅指分赐给寺院中奴隶，范围较小；而《金史·李晏传》所记则较为笼统；只有《中州集·李晏小传》所记最为全面准确。这段记载对研究金代赋税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综上所述，《中州集》不仅是一部诗词选集，也是一部别开生面的史学著作。其文学价值自然是体现在其中所选的诗词作品中，而其史学价值则主要体现在作家小传部分。《中州集》所具有的这种双重性质，使得它不仅在金代文学研究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而且在金史研究中也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
金无赤足，人无完人。虽然《中州集》在金代文学研究和史学研究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也并非没有缺陷，比如其中的作家小传部分就存在不少错误和缺失。对于这一点，今人胡传志教授和薛瑞兆教授已多有指正，此不赘述。但这并不能掩盖它的极高的学术价值。对《中州集》的研究虽有不少成果，但依然是任重而道远。我们期待更多的研究论著问世，把金代文学的研究向推向更新的高度。
参考文献：
1. [金]元好问编．《中州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版，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
2. [金]刘祁撰，崔文印校点．《归潜志》．中华书局，1983年
3. [元]脱脱等撰，《金史》．中华书局， 1975年
4. 姚奠中主编，李正民增订．《元好问全集》．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
作者简介：
张晶（1955— ），男，满族，吉林省四平市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裴兴荣（1974— ），男，山西省兴县人，山西大同大学中文系教师，文学硕士。
本文刊于《北方论丛》2007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