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春涛
山西大同大学云冈文化研究中心
摘 要：王祥夫笔下有许多被外来力量异化的孤独者。他们是处于底层的弱势群体，无法掌握和改变自己的命运，在社会中边缘化生存。但与现代主义作家不同的是，一直着力于“底层写作”的王祥夫并没有刻意渲染这种孤独感和异化感，而是以带着温情的笔墨，赞同着他们在孤独中的坚守和对异化的反抗。
关键词：个体 存在 孤独 异化
社会的高速发展带来的是欲望的膨胀和个人空间的遭受挤压。个体存在的焦虑首先表现为在与周围广袤的人际关系中自我位置的确认。这种位置既包括物理位置（“我”的生存空间），也包括心理空间（我被他人接纳的程度）。罗洛·梅认为，在自我周围有着三个世界：周围世界、内在世界和人际世界。“如果个人参与人际世界过多，就会导致离自我中心太远，从而损害自我的存在。”[1]扩而言之，如果个体在周围世界、人际世界中如鱼得水，就不会有存在的被诘问，而若抛为另类，与周围世界相对立而存在，其生存便不可避免地陷入孤独。
王祥夫的小说中，有许多这样海德格尔所言的“存在的被遗忘”者，他们生存于城市或乡村的边缘，几乎自生自灭着，这些人物，有的在困境中坚守，挣扎出一片自己的天地，有的却被荒诞的力量异化，成为外在力量的牺牲品。
一、与现代文明绝缘的孤独者
现代文明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与农耕文明的简单融合，很多时候，这两种文明表现为对抗和断裂。而坚守与农耕文明中的个体很容易遭受吞噬。《五张梨》中，“张沟”已被城市吞没，地名的消失标志着与此相关的农耕记忆的结束，但这并不标志着和土地有关的农民日常生活的结束。总是来到这一地界的“目光灼灼”的五张梨掩饰不了心灵的空洞与目标的犹疑，但关于农耕时代的记忆已成为他沉淀已久的无意识，并迫使他做出反复而精致的农活来。“一个人的记忆是他随身携带的，能使他想起自己本身的各种限度和环境的意义载体。记忆绝不是偶然的，个人从他接受到的、多得不可计数的印象中选出来记忆的，肯定是那些他觉得对他的处境极具重要性的事件。因此，他的记忆代表了他的‘生活故事’：他反复地用这个故事来警告自己或安慰自己，使自己集中心力于自己的目标，并按照过去的经验，准备用已经实验过的行为样式来应付未来。”[2] 生活于城乡结合带而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在欲望化的都市漫延的消费与现代化气息中，试图保守农耕文明绝望记忆，而当这种记忆驱使的行为和高速度扩张的城镇化进程产生严重冲突，尤其是作为弱势群体的五张梨与“园林处”的“管理人员”产生龃龉之时，五张梨们的失败与孤独便不可避免。
个体的孤独带来的是心灵的焦灼，当被这种焦灼炙烤的个体无法找到宣泄途径之时，偏执的结果就会是癫狂，甚至于极端行为。有一个问题是，失地农民的癫狂与城镇的无限扩张哪一个更具非理性？在看似合理的社会秩序面前，个体利益的消失真的就那么微不足道吗？
《拆迁之址》中那个孤独的“又瘦又小的老太太”“本身就好像是一堆垃圾，身上的衣服是垃圾的颜色，脸呢，也差不多是垃圾的颜色。她要远远地站在那里不懂，眼神不好的人真会把她当做是一堆垃圾。”但正是这样一个垃圾一样的老太太，实现了被现代建筑包围中的坚守。无名无姓的“老太太”形成一道独特的城市中心的风景。始终一言不发的她却在与现代文明的默默抗争中争得了上风。处于强势群体的看“小区”最终败北。用社会学的视角去考察，这样的人物显然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管道》中的“管道”则是被城市拒斥的落荒者。管道在被骗婚之后进入城市寻找“媳妇”时，首先接触到的却是城市与乡村过渡地带的火车站——一种本身潜藏着流动与不确定性的“乱得不能再乱”的场所。在弥漫着陌生气息的城市边缘，管道又莫名其妙地卷入另一个边缘群体“妓女”层。一般而言，妓女与嫖客是彼此陌生的主体，双方不需要进行有效的“沟通”，只需保持各自存在的“孤立”状态，在结束交易之后各奔东西。而管道的遭遇却没有这样简单，在他一无所成仓皇逃出之际，却把路费迷失在妓女处，这就为他随后胁迫一位中年女人的抢劫行为埋下悲哀的伏笔。与卡夫卡的《城堡》中的K不同的是，管道闯入了坚实的“城堡”，但他们同样不曾为城市所接纳，在简单的碰撞之后，又被抛于另一个惨烈的起点。
《半截儿》中的半截儿和“蜘蛛”尽管生活在城市，但两人的生活太艰难了，但“这个世界上，没人知道他们的担心，没人知道他们的艰难。”“半截儿多希望有人关心一下自己和蜘蛛，多希望有人来看看自己和蜘蛛，但一想蜘蛛是那样，自己又是这样，这种念头就会在他心底消失了，但实际也消失不掉，只是变成了一种痛苦和遥遥无期的期待，期待什么呢？”与正常人格格不入的两个残疾人处于封闭的生活状态，两人最大的乐子也不过是半截儿“用双手把自己撑起来，一前一后的晃荡”这样的表演。被常态人生抛于生活空间之外的半截儿们只能满足于灵魂的自给自足。
《夹子》中的剃头匠夹子，则试图在别人漠视个体毁灭之际不合时宜地进行“断喝”，以引起大家对新郎父亲猝死的注意。突然死亡的新郎父亲是情节发生巨变的契机，喜丧无法区分的现场考量着大家的伦理与智慧。新郎和新娘对一个旧有生命失去的有意漠视，是因为被渴望新生活的梦想蒙蔽。生、死发生在同一瞬间，让人想起林黛玉在被偷梁换柱之际的回光返照。独特情境之下夹子的大声呼喊，显得如此振聋发聩，他是想重新竖起“人伦”的大旗，还是试图唤起个体存在的尊严？
《牛皮》中门房老高与老牛惺惺相惜的故事，颇似契柯夫著名短篇《苦恼》中的姚纳和他的老马在孤独中的对话。在复杂的人性和并不复杂的“兽性”之间，老高和姚纳把自己的情思寄给了颇懂人心思的牛和马身上。老高的老牛的疼爱已经超出了人和动物的普通情感，这也便是与他日夜厮守的老牛被杀之后，老高生命也随之走向终结的原因所在。卑微、孤独的生命给人留下的唯一印象，不过是他曾经种过的山药地而已。
与《牛皮》有着映衬意义的还有《堵车》。高速公路是现代文明迅速蔓延的空间载体，也是彰显现代社会高速发展的物质形式。与《堵车》中的其他乘客相比，当代哲学家怀特海所言的“老头儿”的“主观空间”与周围人组成的“客观空间” 显然格格不入。无名无姓的“老头儿”是“黄色文明”的代言人，两个带着雨伞进入高速公路下高粱地的“大学生”谕示着新生一代。“古老”的气息中，老头儿与被卖掉的老牛“黑妞”的情感维系是叙事的亮点，脉脉温情之下人、兽沟通，成为被堵的高速公路最动人的风景。
《浜下》和《上边》是姊妹篇。两部短篇所涉及的“父母”的孤独。连团圆都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这也成为《浜下》83岁的“婆婆”在吞下一根断针，子女纷纷前来探望，却在化险为夷后乐极生悲，猝然辞世的原因所在。《上边》中的刘子瑞和他女人独守“上边”，在平淡生活中对养子的遥望成为生活唯一的意义，在到处都被欲望吞噬的现代社会，对亲情的呼唤具有日益喧嚣的“国学”价值。
《杏子》中，警察贵成因公殉职，与他相依为命的奶奶生无着落。一个年轻生命的陨落带来的是另一个年老生命的毁灭。或许，奶奶还可以孤独地存活，但是，在价值、责任、义务和使命面前，一个个体的与消失带来的另一个个体的无穷灾难，用什么可以去弥补？
身体的残疾、精神的偏执或地位的低下，使得这些底层群体总是处于一种灵魂的孤独状态，站在个体生存的视角仰观庞杂的社会，既是一种崭新的叙事策略，也体现出作者从沉重的宏大叙事中出逃，寻找人在虚无时代的真实情绪体验的尝试。王祥夫惯常使用的聚焦式叙述视角，使得这些底层人物身上笼罩着特殊的光圈，照亮他们卑微、低下却坚守着民间道德的独特的生存体验。
二、被外在力量异化的飘零者
强权对个体存在的戕害，在卡夫卡的《审判》、《城堡》、《地洞》中早有体现。王祥夫的《顾长根的最后生活》显示出，外在力量的异化，也可以造成个体的孤独，这种孤独在于强加在他身上的“诬陷”使其置于无法辩白的境地，甚至是亲人对他的不信任感使主人公的私人道德受到指摘，而一旦这种孤独无助的状态达到极限，极端的行为也就应运而生。
顾长根因亲眼看到两个警察嫖妓而极度愤怒，这位曾经当过兵且成为轻工局副局长的退休干部显然不能接受这样的行为，习惯性的愤怒使他卷入一场后来证明是无穷灾难的荒唐的诬陷之中。“违背正义的行为肯定是出于一种让人无法赞同的动机，它确确实实底给人们造成伤害，因此，它是愤恨的对象，也是惩罚的适应对象，这种惩罚是愤恨的必然结果。”[3]荒诞的是，这种惩罚竟莫名其妙地转移在了顾长根身上，其戕害的工具恰恰用的是所谓“道德”的力量。
组织社会学家艾兹奥尼曾将组织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强制性组织，如军队、警察、监狱、法院等。这些组织目标通常采用强制手段。第二类是功利性组织，主要从事物质商品生产或流通，其典型是公司或企业等。第三类是规范性组织，如宗教、教育或科学团体等等[4]。作为国家机器的强权代表——警察，可以利用强权捏造罪名，令两个妓女写下供词，指认顾长根嫖妓。主人公随后陷入一种可怕的悖论，那就是，越是真实的东西，越显得荒唐可笑。倾诉——反复倾诉，便成为顾长根们摆脱精神孤独的变态性反应。但他们还是发现，越是试图通过与他人的交流与言说表明自己的无辜，就越是使自己陷入孤独和无助。不停的辩白不仅不能澄清事实，反而使自己处于“试图掩饰”的境地。《驶向北斗东路》中的“干货”和《流言》中的桃花也是如此。
流言是群体传播过程中集合行为（collective behavior）的信息表达方式，美国心理学家G·W·奥尔波特认为，在一个社会中流言的流通量（R）与问题的重要性（i）和涉及该问题的证据暧昧性（a）之乘积成正比：即：
R＝i×a（流言的流通量=问题的重要性×证据的暧昧性）[5]
多数情况下，流言的传播是以非道德的途径实现的，但其击倒流言受害者的力量却是道德的，正是这种“伪道德”的面目，使流言的当事人无法承受生命之重。流言一般出现在社会环境不很透明，且大众传播功能减弱的情境之下，但奇怪的是“高山”与“干货”在演播厅的多次对话，不仅没能澄清事实，出于收听率考虑的大众传播反而对群体传播中的流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被流言所搅扰的干货一再被抛于道德与欲望的纠缠之中。捡到10万元要两万元的好处费，这样的做法是否过分？做好事该不该得到回报（尤其是在干货母亲要做心脏搭桥手术，急需要钱的情形之下）？这样的二元悖论干货如何回答？
如果说干货最终仅仅是两万元钱的失去和亲人的疏离，《流言》中桃花与天生却是因为流言而付出生命代价。天生因无法接受美丽的妻子桃花被劫贼强暴三次，且在民间传说中越传越悬的流言，在逼迫桃花“去死”未果的情形下，自己喝农药自杀。《尖叫》中的米香，则是在别人冠冕堂皇的理由下自我牺牲的羔羊。无法逃脱丈夫毒打的米香到处求告无门，职能部门出于“模范镇”的一己私利使她离婚的愿望都显得匪夷所思。总是处于孤独与恐慌中的米香铤而走险雇凶杀人，酿成大祸，警察的“还有法律呢？还有法院呢？米香怎么可以这么干，米香怎么不求助于法院？”的嘟囔成立有力的反讽。
顾都都不能接受传言中父亲顾长根“嫖妓”的“事实”；天生则因摘不去桃花被强暴三次而头上戴着的“绿帽子”，干货无数次卷入流言的诘问，米香沉浸于道德的压力，总不能逃脱培绍的数次毒打……民间伦理自觉地在某些人身上，人为地挑起“道德”的旗帜加害于无辜者。被外在力量异化，并被抛于社会边缘的顾长根们没能有效地重归社会，而是归于寂灭。
要不被强权嘲弄，要不被“流言”搅扰；要不被“法律”抛弃，要不被媒介把玩……现代人所普遍感到的异化和荒诞感，在这些人物身上得到体认。在越来越无法把握的外在力量面前，个人的反抗与挣扎显得极其微弱。人会被不自觉地卷入某种是非，随后被这种是非所吞噬。貌似公正的理性在许多时候成为排斥个体的荒谬力量。弗洛姆认为，人类有两种最基本生存方式——占有和存在，“所谓存在方式乃是相对于占有方式而言的，一个人并不因为他所拥有或占有的一切而存在，他的存在正是他那独立、自由、批判理性、 创造性、主动性，以及爱、给予、富有牺牲精神等的具体体现，这才是人的真实存在。”[6]显然，“人的真实存在”在以上人物身上仅仅是一个哲学名词，在强权和伪道德面前，任何不可知的力量都可以置人死地。
很多时候，王祥夫的小说结尾都带有明显的悲剧气息，这种悲剧效应与他固有的悲悯情怀糅合起来，产生一种撼人心魄的力量。“无论情节多么可怕的悲剧，其中总隐含着一点柔情，总有一点使我们心动的东西，使我们为结局的灾难感到惋惜的东西。这点东西就构成了一般所说悲剧中的‘怜悯’”[7]王祥夫小说所编织的这种现代人的生存图景，构筑成他们被抛于焦虑和迷失中，丧失精神家园的隐喻性意象。将个体存在的孤独感和异化感扩演到现代人普遍存在的高度，小说也就由此获得了更高层面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转引自宋广文 杨克瑞《存在人格简析》[J ] 山东师大学报 1997 (5)
[2] 奥地利）阿尔弗雷德·阿德勒著 曹晚红 魏雪萍译 《自卑与超越》 汕头大学出版社 2009年1月第一版 58页
[3] （英）亚当·斯密著 王秀莉译 《道德情操论》 上海三联书店 2008年9月版 80页
[4] 转引自 郭庆光 《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5] 同上
[6] 见宋广文 陈春红《西方关于“现代社会与人的自我丧失”观摭论》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0年12月 第2卷第4期
[7] 朱光潜 《悲剧心理学》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9年5月版 8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