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鹏龙

摘要：山西现存着大量的碑刻，涉及了古今社会、历史、商贸、水利、宗教、戏剧与民间信仰等多方面内容。众多现存的神庙碑刻也大量涉及了民间信仰与戏剧演出等方面内容。本文试图通过山西现存碑刻探讨宋元至明清时期民间祭祀与民间戏剧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碑刻；宗教；民间戏剧

 

神庙剧场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演剧场所之一。宋、金、元时期，舞亭、露台、神庙戏台以及民间勾栏就已经纷纷在山西兴起，神庙剧场和瓦舍勾栏成为两个基本演出场所。山西至今仍保存有大量完整古戏台，民间演剧也正是以神庙为依托为自己发展争取了各种便利条件。神庙由于受到民间宗教信仰的庇护保存了大量文物，碑刻即是其中之一。这些碑刻不仅是神庙修建、民间祭祀的记录，而且也是当地社会生活和信仰的反映，是传统社会里村落自治的鲜活史料，其中有关地方民间祭祀与民间戏剧的信息又尤为显著。

一、宋元时期

在戏剧艺术生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传说、信仰、仪式等一系列原生态民俗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戏剧培育了丰厚的土壤。进入宋代以后，民间的造神活动也在轰轰烈烈地进行，中国的民间诸神系统在统治者的大力倡导之下日益丰富和发展起来，出现了许多地方性神祇，民间寺庙数量也剧增。类型多样的民间寺庙成为普通民众进行宗教信仰活动和文化娱乐场所，各种民间文艺在这里竞相上演着，并呈现着下层民众的精神世界。宋、元以来，戏剧就借助宗教民俗获得了空前发展。而在此时期，民间祭祀与民间戏剧相互影响、相互推动的关系，又呈现出如下几种情况：

第一，戏剧活动将民间祭祀作为其演出的原因。

神庙剧场的演剧活动源自早期的巫觋以歌舞祀神的仪式，许慎就在《说文解字》说：“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歌舞降神者也。”后来，巫觋降神的仪式随着社会的变迁逐渐转化为神庙祭祀活动中的歌舞表演。如壶关县树掌乡神郊村真泽宫，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再修壶关县二圣本庙记》碑文中就记录了张凤仪了在目睹神庙建筑遭到风雨侵蚀之后发出的“非复弦歌之地”的感慨之情，实则暗示了巫觋以歌舞祀神、乐神的传统。宋、元以来的碑刻中常常出现的“作乐”、“献乐”等字样就是这种传统的遗意。

在传统社会里，普通百姓在进行民间祭祀的时候，除了献上丰富的祭品，还演戏酬神，甚至把酬神的戏剧演出看得至关重要。如祁县团柏镇汤王庙，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祁县□□镇重修汤王庙记》载：“……设乐设币，以妥以侑。神有依而民有仰。”[①]

第二，直接宣扬民间祭祀的神秘性。

两宋时期，士大夫阶层普遍把那些不按等级规定进行的祭祀或者那些国家规定范围之外的民间组织的祭祀称之为“淫祀”，从中央到地方官员都实施打击淫祀的政策。从现存宋、元时期的碑刻资料来看，广大乡民为了取得地方戏剧演出的合理性，首先会强调歌舞祀神、娱神的重要性，甚至会把乡村祭祀作为国家祀典延续。如万荣县桥上村后土庙，宋天禧四年（1020）《河中府万泉县新建后土圣母庙》就引《左氏传》中“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之语，撰写者就以此来说明民间民间祭祀的合理性。其次，为了加强说服力，人们还会直接宣扬民间祭祀的神秘性。如芮城县东吕村关帝庙，元泰定五年（1328）《创修露台记》载：“人祷其神，必获荫福。”[②]

第三，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宋、元时期，尤其是元代，山西的广大农村中，宗教仪式与民间的演剧活动还形成了交叉、重叠的景象。例如平定县蒲台山灵赡王庙，元末至正十三年（1353年）《蒲台山灵赡王庙碑》载：

前期一日迎神，六村之众具仪仗，引导幢幡宝盖、旌旗金鼓与散乐社火，层见叠出，名曰‘起身’。明日牲牢酒醴香纸，既丰且腆，则吹箫击鼓，优伶奏技。而各社有社火，或骑或步，或为仙佛，或为鬼神，鱼龙虎豹，喧呼歌叫，如蜡祭之狂。日晡复起，名曰下神。[③]

祈神仪式、散乐社火和优伶献戏的记述说明：宋、元时期，山西的广大农村中，乡民的游乐活动与神庙祭祀活动紧密联系，而且宗教仪式与民间的演剧活动还形成交叉、重叠的现象。尤其是在元代，戏剧这种演出形式在神庙祭祀中受到人们普遍喜爱，娱神娱人，观赏性和娱乐性成为戏剧演出的主要目的。

 

二、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是一个激烈变革的时期。入明以后，中国古代社会进入晚期，商业经济十分发达，戏剧获得了便利的生存发展条件。从万历开始，士大夫阶层又兴起追求享乐的思潮，于是文人对戏曲的染指渐多，文人的戏剧观念也向平民靠拢。而在民间，伴随着祭天、祀祖、礼佛、敬神、赛会、祛疫、禳灾等各种民俗活动，戏剧演出繁盛，演剧的目的从娱神向娱人发展，而且逐渐加强。从目前遗存数量较多的明、清时期的山西碑刻来看，神庙中的祭祀行为和演剧习俗也发生诸多方面的新气象：

一、直接宣扬宗教神秘性的碑刻偶能见到，但更多的是借助民间祭祀的名义来组织戏剧演出活动。

随着时代的发展，明、清时期，民间祭祀在神庙中的重要性衰退，神庙中的演出却呈现出星火燎原之势。而且，勾栏演出在明代后基本消失了，神庙剧场成为乡村戏剧演出的重要场所。这也可从明、清以来碑刻中大量出现创修戏台记载得到有力佐证。同时，通过对现存碑刻的解读，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在神庙剧场演出的初期，民间祭祀活动占有很大比重，以至在明代当人们在谈及“乐楼”或“舞楼”的创修时，仍然一定程度上秉承传统的遗意。例如晋城市阳城县河北乡下交村汤王庙，明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重修乐楼之记》载：“故庙所以聚鬼神之精神，而乐所以和神人也。此前人立庙祀神之由，乐楼所建之意也”。[④]作者在此就认为乐楼功用重在祀神、娱神。再如高平市康营村关帝庙，清同治五年（1866）《重修舞楼碑记》载：“祭祀之礼，所以崇德报功。古者陈以俎豆，荐以馨香，至后世则兼以优戏。”[⑤]这则信息无疑透露作者对乡村戏剧演出由来的认识，同时也就说明，清代中后期，乡村戏剧演出与传统民间祭祀有着密切关系，并且也在逐渐超越祭祀传统。

其次，较之宋、元时期的碑刻，明、清时期碑刻的撰写者多重视对当地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记述，已不再直接宣扬宗教神秘性，民间祭祀成为演剧活动的借口之一。更有甚者，还把戏剧演出作为劝善惩恶、广教化、厚风俗的途径之一。如河津县连伯村后土庙，明景泰元年（1450）《重修后土禹稷庙记》载：“大明正统十有二年，诏示天下郡县乡村，或有古迹庙祠倾颓，悉皆修理。我圣朝无非使人尊崇礼义，以厚风俗而矣。”再如前述《重修舞楼碑记》载：

噫！戏者，戏也，胡为以奉祀事哉？意者稽前代之盛衰，镜人事之得失，善者足以为劝，恶者足以为征，因于敬恭明神之时，式歌且舞，上以格在天之灵，下以昭前车之鉴乎？惟然，而舞楼之修亦有所不容已焉耳。

可见，在明、清时期，宗教演剧除了娱神之外，一个很突出的目的还在于娱人，而且注重戏剧劝善惩恶、移风易俗的教化功能。同时，从碑刻记载我们也可知，在入明以后，主流社会对戏剧看法有了明显改变，在清代教化说被进一步加强。

另外，明、清时期的宗教演剧活动，除了一些必不可少的仪式性扮演，所演剧目与日常相似。从山西潞城县发现的《迎神赛社礼节传簿》记载看，明代嘉靖前后，农村迎神时所演出的剧目中，多数是生活剧和历史剧，真正祭神祈福的戏仅一小部分。即使在真正的宗教剧中演出活动中也会穿插一些滑稽表演。

二、鉴于乡村组织的薄弱，为确保神庙祭祀戏剧的费用，人们按照村民的经济能力按比例征收，有的还设立了专门的祭田。

从明代中后期开始，随着里甲制的衰退，乡村社祭组织逐渐走向松散，面临瓦解的威胁。社会各阶层权力关系也发生变化，乡村秩序进入了不稳定的流动状态。而在民间祭祀的传统出现弱化之后，乡村戏剧演出也必然会出现新变。清代进入忠厚期，乡绅阶层还开始致力于对乡村戏剧支配权力的恢复。例如，平顺县北社村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三嵕庙重修碑文》载：

正殿与东西夹殿，则仍旧补修；舞楼与东西两廊，则拆旧重修；舞楼西旁夹楼与庙东戏房一所，则体前人之志以创修；至村北有关帝庙舞楼颓敝，亦不辞劳瘁以兼修。是役也，工矩费烦。捐金之法，定以地亩，参以门头，兼以募化。[⑥]

按照村民的经济能力按比例征收，这就说明在一些乡村组织力量薄弱的地方，为了继续维持正常地方秩序，构建地方和谐，为了确保神庙在乡村生活中的主导作用，必然会采取一种强制性措施。另外，在一些地方还设立了专门的祭田。

山西现存碑刻都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文献价值，其中所涵盖的信息，是对官修正史和地方文献的有益补充，也是一定区域社会生活、秩序以及思想和信仰的见证，也是我们了解古代乡村社会民俗事象的鲜活的资料和重要凭据。随着旅游事业的发展，山西碑刻文化作为古老文化的一部分，必将受到人们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