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是1982年国务院公布的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大约1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大同自公元前三世纪战国时期建置，至今已有2300多年的历史。

    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民族文化交融是大同历史文化的显著特征，皇家帝都文化是大同历史文化的重要遗存。

    在历史的进程中，大同曾作为秦汉名邑、北魏京城，辽金陪都，明清重镇，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都城文化，铁血雄壮的军旅文化，精萃深邃的宗教文化，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绵长的历史孕育出无数杰出的人物，古老的城市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伴随封建王朝的更迭，错综复杂的历史沿革，大同地名多次置、废、迁、改，形成一地多名，以“大同”名当地，始于唐大同军城，辽代重熙十三年（1044年）始称西京大同，沿用至今。大同的得名，是古人对和平社会的祈求。

    大同现存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十三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二十三处，市、县、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几百处，珍贵的文化遗存见证着古城灿烂辉煌的历史。

 

 

    在地质上的“泥河湾期”，大同地区曾是一片浩翰的内陆湖，湖畔森林茂密，一派生机。那时候，我们的祖先已经在这里生活了。

    1974至1976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贾兰坡教授等人三次来大同，和大同博物馆工作人员共同对大同城西青磁窑旧石器时代遗址进行了发掘。在属于更新世的黄褐色粉质砂岩粘土层中，发现了大量石器，成形的刮削器、尖状器、石钻、石球等。与青磁窑石器共生的哺乳动物化石有多种，其中有现在灭绝的物种三门马和披毛犀，初步判断属旧石器晚期文化，与山西襄汾的丁村人，阳高许家窑人生活时代相近，距今约十万年左右。

    “泥河湾期”结束，古代的“大同湖”消失后，桑干河出现了。在桑干河流域大同先民从事原始的畜牧业和农业。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在大同地区较为普遍。分布在武周川、御河、桑干河两岸，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有高山镇、云冈南梁等多处。这反映了许家窑人之后，人类在桑干河流域日益繁衍生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陶器的色泽、器形、纹饰，既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又与黄河流域的同期文化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公元前三世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大同从公元前三世纪建置，至今已有2300多年的历史。武灵王“胡服骑射”，自觉向北方游牧民族学习，促进了这一地区的民族融合。

    历史上大同是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交汇的前沿地带，金戈铁马和鲜血淋漓之余，华夏各民族文化交融也随之发生。

    北魏和辽金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是民族融合的重要时期，北魏的民族融合自觉程度更大，融合更完全、更彻底。北魏文化是在民族融合历程中创造出来的北国型文化。新鲜血液注入了华夏古老文明，催生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盛唐时代。辽金两代，大同对于我国北方疆域的确立和稳固，对于中华各兄弟民族的融合以及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发展都有重要贡献。

 

 

    大同曾作为北魏都城，辽金陪都合计长达341年。“三代京华”均为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是大同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公元398—494年，北魏王朝建都平城期间，使平城发展成为一个拥有百万人口（包括畿内）的帝都。是当时中国北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宗教的中心，也是当时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之一。当时平城居住着鲜卑、汉、匈奴、羯、氐、羌、罽宾、高车、柔然、高丽等十几个民族的人们。北魏王朝为加强对各地的控制，防止所征服国的复辟，先后将他们从各地大批迁移到平城，不仅使京城人口骤增，而且也荟萃了各种人才，促进了京城各行各业的发展和北方各民族的迅速融合。

    辽代自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与契丹，大同即划归辽的版图。辽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年）升大同为西京，“非亲王不得主之”。

    金时大同为西京路治、大同府治。元初，大同仍称西京，为西京路治。辽金时大同城中，富丽堂皇的官衙府第、鳞次栉比，十分壮观。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改西京路为大同路。至此，大同才被取消了称京的资格。大同称西京总计245年。

 

    大同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大同文物景观位居全国前列的有八处：云冈石窟为我国最早的皇家石窟工程，是规模最大的石窟群之一；上华严寺大雄宝殿建筑面积之宏伟、殿顶鸱吻之高大为全国佛寺之最；下华严寺薄迦教藏殿的天宫楼阁和精美辽塑，堪称辽金时期佛教艺术的“海内孤品”；善化寺是我国保存最完好的辽金寺院；九龙壁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塑造最为精美、保存最完好的龙壁；悬空寺是我国最大的高空绝壁建筑，也是罕见的佛、道、儒三教合一的寺庙；应县木塔是世界现存最大的木结构楼阁式佛塔；雁塔是国内罕见的建筑于城墙上的八角七级空心砖质瞭望塔。

    现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十三处，被列为山西省文物保护单位的有二十三处，此外，大同还有数百处市级、县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大同不仅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悠久的历史中，民间也传承和保留了许多独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拓跋鲜卑创建的北魏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封建政权。佛教文化艺术自西汉末传入我国，到北魏中期，由于政教合一政策的实施，促使佛教艺术得到空前的兴盛。公元453年由高僧昙曜向文成帝建议并主持开凿的云冈石窟，是佛教艺术在中国传播、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时期的经典巨作。

    北魏王朝在不断的征战中聚集了北方各地最优秀的雕刻匠师及文化名流，参与兴建的这项皇家佛教艺术工程，其规模和艺术水准都是史无前例的。成千上万的艺术匠师和普通劳动者历经半个多世纪艰苦卓绝的创造，为人类留下了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云冈石窟的重大价值是将外来文化有选择的借鉴后，并融入鲜卑民族的意旨，创造出具有中华民族文化内涵的佛教艺术新模式，是中国历史上外来文化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融合创新的典范。因此，云冈石窟成为了佛教艺术在中国传播、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961年国务院将云冈石窟列为首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云冈石窟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云冈石窟第16至20窟，是首期开凿的一组窟群。由高僧昙曜倡导主持，故俗称“昙曜五窟”。昙曜首选“三世佛”作为主要题材，除了为皇室祈福外，也是针对太武帝灭法前曾流传的“胡本无佛”的言论，而宣传拓跋氏崇佛由来已久且后续不绝。这也是北魏平城佛道之间政治斗争在石窟中的反映。

    五尊高大的主像是自道武帝至文成帝五个皇帝的化身。《魏书·释老志》中高僧法果说“……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北魏佛教具有十分强烈的国家政治色彩，开窟造像不仅是为弘扬佛法，而同时也使之成为忠君礼佛、拜佛礼帝的场所。

    昙曜五窟整体气势磅礴，造像雄伟壮观。恢宏的立意构思，精湛的雕刻技艺，体现的正是北魏王朝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

    昙曜五窟的开凿揭开了大规模营造云冈石窟的序幕。

 

    云冈石窟主体大型窟群都是由北魏皇家经营的。

    作为皇家工程，北魏统治者从凉州、关中、山东六州、河北中山等地俘获了大量的艺术工匠到平城，参与云冈石窟的开凿，这些工匠有许多是具有深厚素养的艺术匠师，因此，云冈石窟的大型窟群在总体规模、设计构思、雕刻技艺等方面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

    北魏和平时期开凿的“昙曜五窟”，气势磅礴。太和时期规模更大的开凿了许多组“双窟”，精美华丽。云冈第二期工程，正值冯太后、孝文帝执政期间，“双窟”是“二圣”共同执政政治背景的直接反映，石窟题材内容诠释了更多的佛教义理，雕刻艺术形式上则更多的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创造出佛教艺术的新模式。这种新模式所体现的皇家气度，直接影响了北魏同期其它地区和北魏之后佛教艺术的发展。

 

    云冈石窟在半个多世纪的开凿历程中，造像风格由“胡貌梵相”到“华夏神韵”的变化，是北魏雕刻匠师将印度及西亚佛教艺术向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的审美历程反映。北魏匠师遵循印度早期佛教艺术的基本程式，将符合民族情感的传统文化观念和艺术手法，有机地融入到云冈石窟的佛教造像中。

    拓跋鲜卑建都平城期间，采用积极进取的国策，兼容并蓄是北魏文化的显著特征。在这种极具活力的社会氛围中，北魏匠师通过佛教艺术体现了时代精神，气度恢宏的创意和生动鲜活的造像，使云冈石窟雕刻艺术成为了不朽的巨作。

 

    云冈石窟开凿于结构较为松散的侏罗纪砂岩层中，一千五百多年来，经风雨侵蚀和地震，裂缝风化现象较为严重，石窟曾发生多次崩塌。在不同历史时期，石窟寺院屡遭兵火。明清两代统治者为祈求功德，任意妆銮佛像，使一些雕像面目全非。到了近代，云冈石窟更遭受空前的浩劫，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被盗往国外的佛像、佛头，初步统计有一千余件。

    山体渗水是石窟损害的最大原因。石窟北壁和东西壁底层大部分已漫漶不清。近几十年的采矿和酸雨也使石窟遭到很大损害。

    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曾目睹云冈石窟开凿时的情景，在《水经注》中所作的描述，是我们了解当初云冈石窟壮丽景象的重要文献。

 

 

    云冈石窟雕刻艺术，是北魏匠师智慧和创造才能的结晶，是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云冈石窟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云冈石窟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科学的保护和深层次的研究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只有科学有效的保护，才能使这座艺术宝库流传久远；只有科学的研究，才能汲取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守望家园，传承文明，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新文明，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文物是文化的结晶。

    寻找的不仅是记忆，传承的不仅是文明。

    感悟身边的文化遗产，守望共同的精神家园。

    在大学内设立云冈文化陈列馆，就是让广大的师生员工通过这个专题展览，了解大同的历史概况和云冈石窟的文化内涵；了解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先辈们不朽的创造精神。我们希望广大专业教师和莘莘学子，在挖掘和研究大同历史文化这一大课题上做出更好的业绩。

    展览筹办中，得到了大同市历史文化专家殷宪、王恒、黄继忠、王利民、白志宇诸位先生的支持和指导，在编写展览大纲中参阅了我市历史文化学者的著作，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