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宪

内容提要：许多长城研究者指北魏“起上谷，西止于河”的畿上塞围“自今延庆南境的八达岭趋向西南，跨越小五台山、蔚县和涞源两县间的黑石岭（飞狐陉），入山西省，过灵丘县境的沙河源头（天门关），转西循恒山过今浑源、应县之地，代县的雁门关（句注陉），转趋西北过宁武县阳方口（楼烦关）、神池、朔县诸地，沿偏关河而西止于黄河东岸”，与宋辽内长城走向一致。本文从北魏太武时代南北对峙形势、北魏修筑畿上塞围的初衷以及近年长城考古的成果作了综合研究，认为北魏畿上塞围不在平城之南，而在其北，走向与秦汉长城基本一致。

 

国内有长城研究者认为，东“起上谷，西止于河”的长城的走向是：自今延庆南境的八达岭趋向西南，跨越小五台山、蔚县和涞源两县间的黑石岭（飞狐陉），入山西省，过灵丘县境的沙河源头（天门关），转西循恒山过今浑源、应县之地，代县的雁门关（句注陉），转趋西北过宁武县阳方口（楼烦关）、神池、朔县诸地，沿偏关河而西止于黄河东岸。其平面布局略呈向南凸起的弧形，围护着北魏京都的东、南、西三面，称作塞围。[①]在该书的附图中，也把北魏的畿上塞围重复标示于宋辽金之长城﹙今内长城﹚一线。然而，北魏的畿上塞围究竟是在平城京畿之南还是其北，尚有值得商榷之处。

 

一、北魏修筑畿上塞围本事

 

关于畿上塞围，《魏书》记为，太平真君七年六月“丙戌，发司、幽、定、冀四州十万人筑畿上塞围，起上谷，西至于河，广袤皆千里。”九年二月“罢塞围作”。《北史》所记与《魏书》全同。[②]《资治通鉴》宋元嘉二十三年（丙戌，公元446年）下亦记此事：“丙戌，又发司、幽、定、冀四州十万人筑畿上塞围，起上谷，西至河，广纵千里。”同样，在元嘉二十五年（戊子，公元448年）下又记：“二月，癸卯，魏主如定州，罢塞围役者。”[③]

这段话包含了下面一些要素：(1)时间，起于太平真君七年亦即公元446年的夏历六月初四，亦即公历七月十三日，罢（中止）于太平真君九年(448)二月，历时一年半。此时正当太武帝拓跋焘在位的中后期。(2)施工队伍，司州、幽州、定州、冀州民夫十万。(3)起迄，东起上谷，西至黄河。(4)范围，东西长(广)千里，南北深(袤)千里。

 

二、太武帝修筑畿上塞围的背景

 

太武帝是北魏平城时期六帝一后中，在统一北中国的过程中武功最著的一位。在其祖道武帝拓跋珪定都平城称帝之前平中山、灭后燕的基础上，公元427年，太武帝车驾亲征并翦灭盘据在黄河以西的宿敌铁弗匈奴赫连夏；432年，又向辽东和龙的冯氏北燕政权发起进攻，爰有其地；439年，征服了居于甘肃张掖的最后一个割据政权卢水匈奴沮渠北凉。

这样一来，北魏的南部，以黄河以南与刘宋政权分治。其西，西域各国定期通使上贡。其东，王氏高丽为讨好北魏，杀掉了走投无路的老朋友北燕主冯文通，臣服于魏。此时威胁北魏平城京畿地区的便只有北部今蒙古以至西伯利亚的柔然和高车了。其中以柔然为第一心腹之患。就在太延五年(439)七月，太武帝出征沮渠牧犍之时，柔然便乘虚逼进平城，使京师大骇。太平真君四年(443)太武帝亲率三路大军北征柔然，无功而返。其五年(444)太武又以轻骑征柔然，“镇北将军封沓亡入蠕蠕”。太平真君六年八月，也就是筑畿上塞围的前一年，太武帝“车驾幸阴山之北，次于广德宫”，即今内蒙武川县境内阴山北麓白道之西的一处行宫。同时“诏发天下兵，三分取一，各当戒严，以须后命”。又“令民北徙畜牧至广漠，以饵蠕蠕”。[④]这分明是在准备对柔然发起一场生死之战。而就在“罢塞围作”的前一个月，即真君九年正月，太武帝还接受了南朝刘宋、宕昌羌酋梁瑾慈的朝贡。五月又对西域的鄯善陈兵布防、封王安抚。六月，仍然是在广德殿，与柔然、高车的近邻般国使者相约“与王师俱讨蠕蠕”之事。[⑤]这场经过充分准备的决战，最终是在公元449年发动的，而且又是以阴山北的广德殿为大本营。经过数千里长驱直入，终于使柔然大单于远遁了。于此可见，太武帝始终把柔然视为主要威胁，在修筑畿上塞围的真君七年至九年，他除应付杏城(今陕西黄陵西南)的卢水匈奴盖吴、吕梁山和上党诸胡暴乱以及灭佛毁寺外,多次亲临前线筹划、指挥。一方面修畿上塞围防御工事，一方面把全国三分之一的兵力投入到对柔然的警戒状态，同时又让老百姓到近敌区放牧引诱柔然进攻。太武帝进攻、防御的对象都是柔然。而他的父亲明元帝泰常八年(423)“二月戊辰，筑长城于长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余里，备置戍卫”，[⑥]也是在对付柔然。长城是北部防线的极边，而畿上塞围则是一道内边，主要是拱卫京都平城的。以免再度发生太延五年柔然攻近平城之不测。

此时，北魏的南部防线是数千里之外的梁、雍、洛、豫一线，况且早在明元帝神瑞二年(415)有人就“劝太宗迁都”邺城，[⑦]只是因为崔浩竭力反对，此议方寝。可见早在平城前三帝时，代人已将洛、邺一带视为大后方，大无在司州之南围堑的必要。

在此，还有必要回顾一下拓跋鲜卑“始居匈奴之故地”的情况。从东北而西南迁居的这帮鲜卑人是先居于上谷，次居于参合陂北(即今大同到阳高一线的广大雁北地区)，最后达于水肥草美的黄河西岸的云中和盛乐地区。这个过程完成后，鲜卑拓跋部即视此三地区为其创业基地，并对此三地拥有了掌控权。公元295年，神元帝拓跋力微及太子沙漠汗故去后，经过几番政权更替，拓跋代的王位终于传到了拓跋力微的少子禄官手中，禄官并没有做整个鲜卑民族的头领，而是根据过去的势力范围，自统一部，居于上谷，让沙漠汗长子猗(施之右半)居于中部的参合陂以北，令其弟沙漠汗次子猗卢居于云中、盛乐祖庭。这就是有名的拓跋三分。对此，《魏书·序记》是这样说的；“昭皇帝讳禄官立，始祖之子也。分国为三部：帝自以一部居东，在上谷北，濡源之西，东接宇文部。以文帝之长子桓皇帝讳猗(施之右半)统一部，居代郡之参合陂北。以桓帝之弟穆皇帝讳猗卢统一部，居定襄之盛乐故城。”[⑧]实际上，此時三部并未连成一体，上谷之东是宇文部，上谷之西之南参合陂之东则有大范围的乌桓和中山赤狄之族，参合陂与盛乐之间则有楼烦与山胡之属聚居。

 

三、畿上塞围的涵义及民夫的地区属性

 

先从字面上略作叙述。

1、畿：即京畿，就是京城附近属于司州管理的地区。北魏的京畿有明确的范围。《魏书·食货志》云：“天兴初，制定京邑，东至代郡，西及善无，南极阴馆，北尽参合，为畿内之田”。[⑨]

代郡是秦汉代郡，不是迁都洛阳后孝昌中陷落复于东魏天平二年（534）在平城所立之代郡。此地在今河北省蔚县暖泉镇西。善无即今右玉县西地。阴馆在今朔州市东南的夏关村一带。参合是一个因时而变的地域概念，十六国及北魏早期的参合陂在今阳高县之北，后期则移至内蒙凉城县南。总之，是在今大同北境的外长城一线。这样，平城京畿大的地域概念就明白了，其所围之东西起迄地也是明确的。那么，这个塞围也就是清雍正五年前的大同府，略大于现今的雁北地区。既是东起上谷，至于河，没有说南达阴馆，北尽参合，那么，此塞围就该是半包围，而不是全包围了，其所谓袤即南北深千里，是以“王畿千里”说的。[⑩]问题是塞围由北半包围防柔然，还是由南半包围，防刘宋，上面我已说过，此塞围主要用以对付柔然，应在北部。

2、上：上下是两个相对的方位词，其本义是纵向的上下高低关系，而于地域方位则可指北和南，北为上，南为下。如塞上，塞下。于此相对应，东西称左右，如山东称山左，山西称山右。从这里引伸，上下又可指内外，下为内，上为外。塞上塞下，便是塞外塞内。畿上，自然应该是京畿之北了。有没有畿下呢？有。如《宋史》卷三百一十七《邵亢传》记，邵亢其人“进枢密直学士、知开封府……畿下斗讼为之衰止”。[11]

这里的畿下，就是畿内，也就是古所谓王都及其周围千里以内的地区。周之前的王都也就是后来的国都。北宋的畿内就是开封府尹邵亢管理的京畿之地。由此看来，与畿下相对的畿上又有畿外、畿北的意思了。北魏的畿上塞围，就是沿京畿北边界修的一条边墙或壕堑。

3、太武帝起畿上塞围征调的十万民夫主要来自四个州，一是司州，即整个京畿地区。二是幽州，治于古蓟城，有人从考古发现证明古蓟城在今北京市的广安门一带。幽州所辖有：燕郡（治同幽州）五县，范阳郡(今涿州)七县，渔阳郡(今蓟县)六县，幽州人口较多，又是司州的近邻。三是定州，就是现在的河北定州市。所辖有：中山郡(定州)七县，常山郡(今河北真定)七县，巨鹿郡(今河北平乡县西南)三县，博陵郡(今河北饶阳)四县。定州是司州的东邻。四是冀州，治于信都，即今河北冀县。所辖有：长乐郡(今安平)八县，勃海郡(今河北南皮东北)四县，武邑郡(今河北武邑县)五县，安德郡(即今山东德州市陵县)四县，在司州东南今河北省东南至山东省西北之地。

指畿上塞围在平城之南的研究者，考虑民夫所出州郡与塞围过经地有关是对的，但这只能是诸多因素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比如人口的因素、后勤供给的因素，地域内有无掣肘事件的因素等等。如果塞围真是与居庸关、倒马关、紫荆关、雁门关、楼烦关、偏头关一线的内长城重合，那么为什么没有肆州(今山西忻州地区)、并州(今太原市以及晋中一带)的民夫服役呢？而真君九年二月太武帝视察定州后决定中止畿上塞围之役，原因还是出在供给上，《魏书》所谓“二月癸卯，行幸定州。山东民饥，启仓赈之。罢塞围作”，[12]合情合理。因为大半役夫都来自山东，也就是太行山以东，而太行山以东正遭受着极度的春荒，就地尚不能果腹，焉能远供畿上民夫无尽之需！当然，太武帝的罢塞围之役也可能与上党之潞地二千家叛乱有关。

 

四、简短的结论

 

北魏的畿上塞围，应在平城京畿地区北，与居庸关经河北北部入山西北部出内蒙南部至黄河的明代外长城走向基本一致，但并不重合，应在大边之南，或近或远，若即若离。从实地考察的情况看，在天镇县境内西洋河(古于延水)北的双山北麓明长城之南一里许有一古代墙垣遗址，俗谓“土圪塄子”，残长十二里。这段墙垣向来被长城研究者认作北魏长城。那么，它是明元帝泰常八年所筑二千里长城遗迹，抑或太武帝太平真君七至九年的畿上塞围，尚待进一步勘察、研究。与此相仿佛，此类遗址在大同的西北部也有发现。横跨大同市新荣区至左云县的外长城内有为数不少的汉亭障，而就在外长城与汉亭障之间有一条低矮如古道的古代夯土墙垣，其旁似有壕堑。吉林大学的魏坚教授认为这应当是北魏的长城或畿上塞围，我觉得不无道理，可惜没有做过任何的发掘，不敢辄定。如果天镇和左云首尾两端的长城遗迹可以断定为北魏遗迹，北魏的畿上塞围便有迹可寻了。借着大同市长城学会开会的机会，我又一次到了天镇县双山北麓的长城进行考察，这段长城板筑较密，一般在十厘米左右，土质较纯，似为北魏夯土。但遗憾的是没有认其辨别夯窝，另外我刨开夯土欲觅其中的北魏陶瓦之属，但畿上塞围见到的却尽是汉代的灰陶和抹断绳纹残瓦。这就是说，这段长城一定与这一带沿边的汉亭障有关。那么，北魏的的畿上塞围是不是就近利用汉长城而修筑的呢？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关于北魏畿上塞围的基本功能，首先是在极边之内又增一堑，加强对南侵柔然的屏阻，以防平城之不虞。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功能是对北魏皇家陵寝金陵的直接拱卫。

北魏的金陵，至今都是一个谜。但是我本人在内蒙呼和浩特市南的和林格尔、托克托拓跋早期的活动地作过考察，也询问过长期在内蒙古自治区考古研究所做考古工作的魏坚先生，他告诉我在长城外的内蒙古和林和托县范围内绝无北魏金陵踪迹。和林格尔的土城子和托克托的云中古城，在代魏早期分别有过一段什翼犍代国和拓跋珪代魏宫室城池的历史。在和林格尔，称北都盛乐；在托克托，称云中大室或云中盛乐。所以，自代魏昭成帝建国十八年(355)昭成帝什翼犍之母（平文帝郁律夫人）王皇后“葬云中金陵”后，[13]这里便成了代魏的皇家陵寝。或称盛乐金陵，或称云中金陵，或直称金陵，都应在同一个大的范围。既然不在长城外的内蒙境内，就该在长城内的左云、右玉的绵延起伏的山峦中寻找。《魏书·礼志一》云：永兴四年(412)明元帝“又于云中、盛乐、金陵三所，各立太庙，四时祀官侍祀。”[14]这段文字含义至少有三，一，云中、盛乐和金陵不在一处而是处于三地。在云中、盛乐和金陵设三所太庙，说明这三处需分别祭祀，而不可能祭此带彼。我们已知云中和盛乐的距离托克托云中古城距和林格尔县土城子是五十七公里，差不多是一天的路程。那么，和林和托克托距金陵的路程也在一天左右。这正是右玉、左云到塞外云中大室和盛乐的距离。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右玉大南山的奶头山等地曾发现过一批神秘的封土。并且在其附近出土过一方北魏的残石，依稀可辨“侍郎、内行长……伎十五人善……为孝文皇帝、文明太”等文字，[15]或为寺院造像题记，或为太庙祭祀碑记，很可能与金陵岁祭有关。时间当然是在孝文帝迁都洛阳并葬于洛阳长陵之后。刻石时间极可能是孝文帝过世后的宣武帝时期（500～515），而且是早期，因为文字中仍有太和年间孝文帝与文明太后“二圣”的痕迹。前两年，左云县五路山又发现十多座很大的封土堆，附近还有断断续续的墙垣。这些遗迹同样有可能与北魏金陵有关。按照常理，北魏的金陵一定会在畿内，而不会在畿外。如此说来，《魏书》中京畿“北尽参合”的文字，实际上已经告诉人们，金陵应在参合之南，而不是参合之北。郦道元《水经注·河水三》云：“沃水又东迳参合县南，魏因参合陉以即名也，北俗谓之仓鹤陉，道出其中，亦谓之参合口”。[16]这是指杀虎口为参合陉，从阳高县北界到凉城县南的大同市新荣区北界，到左云、右玉县北界，这就是秦汉以至明长城的轨迹，其内，畿上塞围的轨迹肯定会有迹可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