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 宪

    “燕帝富贵”瓦当，虽然出于魏都平城，但它却是十六时期的后燕遗物，也是极其难见的慕容燕遗物。瓦当虽小，但它的出现却撬动了魏晉南北朝时期一宗改写历史的重大事件，其意义至少有三。第一，它是最终确定燕昌城遗址的标尺；第二，它可能有助于魏燕参合陂之战的探索和研究；第三，它是了解和研究诸多北魏吉语瓦当形制和书体之源的标本。

 

 

    《魏书∙道武帝纪》，登国十年“秋七月，慕容垂遣其子宝来寇五原，造舟收谷。”“东平公元仪徙据朔方。”“八月，帝亲治兵于河南。”“陈留公元虔五万骑在东，以绝其左，元仪五万骑在河北，以承其后，略阳公元遵七万骑塞其中山之路。”“冬十月辛未，宝烧船夜遁。十一月己卯，帝进军济河。乙酉夕，至参合陂。丙戌，大破之。”

    《魏书∙徒何慕容廆传附元真子垂传》：“冬十月，宝烧船夜遁。是时，河冰未成，宝谓太祖不能渡，故不设斥候。十一月，天暴风寒，冰合。太祖进军济河，留辎重，简精锐二万余骑急追之，晨夜兼行，暮至参合陂西。宝在陂东，营于蟠羊山南水上。” “其夜，太祖部分众军相援，诸将罗落东西，为掎角之势。约勒士卒，束马口，衔枚无声。昧爽，众军齐进，日出登山，下临其营。宝众晨将东引，顾见军至，遂惊扰奔走。太祖纵骑腾蹑，大破之，有马者皆蹶倒冰上，自相镇压，死伤者万数。宝及诸父兄弟，单马迸散，仅以身免。于是宝军四五万人，一时放仗，敛手就羁矣。”

《魏书•道武帝纪》：“皇始元年……三月，慕容垂来寇桑乾川。陈留公元虔先镇平城，时征兵未集，虔率麾下邀击，失利死之。垂遂至平城西北，逾山结营，闻帝将至，乃筑城自守。疾甚，遂遁走，死于上谷。”

    《晋书•慕容垂载记》：“垂从之，留德守中山，自率大众出参合，凿山开道，次于猎岭。遣宝与农出天门，征北慕容隆、征西慕容盛逾青山，袭魏陈留公泥于平城，陷之，收其众三万余人而还。”“垂至参合，见往年战处积骸如山，设吊祭之礼，死者父兄一时号哭，军中皆恸。垂惭愤欧血，因而寝疾，乘马舆而进，过平城北三十里疾笃，筑燕昌城而还。”

    《水经注•水》：“如浑水又东南流迳永固县，县以太和中因山堂之目以氏县也。右会羊水。水出平城县之西苑外武州塞，北出东转，迳燕昌城南。按《燕书》，建兴十年〔395〕，慕容垂(应为宝)自河西还，军败于参合，死者六万人。十一年〔396〕，垂众北至参合，见积骸如山，设祭吊之礼。死者父兄皆号泣，六军哀恸。垂惭愤呕血，因而寝疾焉。輦过平城北四十里，疾笃，筑燕昌城而还，即此城也。北俗谓之老公城。”[①]

    上面引文记述了魏燕参合之战和慕容垂燕昌城的本事，大意是：

    十六国中期，前秦统一北方，公元384年秦晋淝水之战后，苻秦走向败亡。后燕慕容垂乘机复国并把他的都城建在中山(今河北定州)。两年后，即公元386年，慕容垂以舅族的身份帮助十六岁的拓跋珪恢复代国。拓跋代自然处于附属地位，代王拓跋珪不甘于这种尴尬地位，更不堪忍受后燕的无已求取，魏燕遂反目成仇。登国十年(395)“七月，慕容垂遣其子慕容宝来寇五原，造舟收谷”。燕军在黄河以东陈兵千里，将拓跋珪赶到黄河西南。代魏实处败势，故避其锋芒，凭借地利，命拓跋仪领重兵据于西北，拓跋虔以五万骑在平城断其左路，拓跋遵率七万骑在今山西和河北交界处阻其东归之路。代燕在黄河两岸相持三月有余，慕容宝本欲造船西渡，但眼看冬日已到，造船速度仍赶不上渡河，而地里的糜黍抢收已尽，粮秣无以为继，而黄河却迟迟不封冻，无从涉渡。慕容宝见难于速战速决，于是“烧船夜遁”。这是十月辛未即二十五日的事。十一月己卯，即初三日，八天之后实然风骤天寒，黄河冻结。拓跋珪抓住战机，履冰过河，挑选两万轻骑不舎昼夜地追出。乙酉夕，也就是初九晚上追到参合陂以西，燕军正驻扎于参合陂以东的蟠羊山之南。魏军趁夜集成犄角之势，束马衔枚伏于山上，清晨纵骑冲入燕营，燕军死伤无数，随慕容宝东遁者仅千余人。

    次年三月，慕容垂入代魏东境。从定州入天门山突袭平城陈留公拓跋虔，[②]拓跋虔城破人亡。慕容宝又长驱直入云中宫(內蒙古托克托、和林格尔一帶)。慕容垂入魏境后，先到参合陂蟠羊山间凭吊亡灵，因“死者父兄一时号哭，军中皆恸。垂惭愤欧血，因而寝疾，乘马舆而进，过平城北三十里疾笃，筑燕昌城而还。”原本是要先占据平城为大本营，进而西进到云中、盛乐之地，但这位七十出头的老皇帝在参合陂已生病，只好在平城西北三四十里的一座汉时旧城安营扎寨筑宫养疾，同时接应西来之师。何奈病情转笃，急忙召其子东返，本欲回到辽东老巢，才到上谷(今今河北柔来、延庆一带)即离开人世。仇未报，人已亡，只在仓皇中于平城西北留下这座空城，就是燕昌城、老公城。

 

 

    燕昌城在何处？郦道元记得明明白白：如浑水东南流迳永固县，右会羊水。慕容垂参合寝疾，“辇过平城北四十里，疾笃，筑燕昌城而还，即此城也。北俗谓之老公城。”而且告诉我们羊水在燕昌城南，城北便是山，要不怎么会“逾山结营”呢？

    古羊水是今天的淤泥河，从20多岁到40岁我在淤泥河畔和其北的长城岭上生活了15个年头，谙于此地的山川形势。多年来我一直在淤泥河北岸寻找燕昌城遗址，调到市内工作后还托了几位熟人注意在新荣镇到赵家窑水库注意有无散落古砖瓦的所在。2005年事情有了转机，一位在新荣区招待所做书记的学生告我，新荣区东八九里的下甘沟村有古砖瓦。这年的6月15日我偕老妻于、司机安前往40里外的下甘沟村探幽。下甘沟村原在北山的内长城下，面对淤泥河。村长说几年前村民已南迁至近河的耕地上，地名为城路地，一听这地名我就有点兴奋，及至从村西到村东差不多一公里的地方都能捡到许多汉代陶片和少量北魏陶片、瓦片和大量辽金砖瓦，我更是喜出望外了。这次居然还勘踏到一条农耕时踩出的田间高路，这就是城路地的路，难道这路不是村人在一道东西向的古城墙上踩踏出的田间道路吗？我认定这里本是一座汉城遗址，是不是燕昌城呢？从距平城(今大同)40里的距离，处于羊水之北和可以“逾山结营”的位置，又考虑到沿河各村再无古城遗址的情况，我基本认定这就是多年觅无踪迹的燕昌城。此后我在几篇文章中公布了这一发现。但因只有陶片、瓦件，未见文字资料，并未专门撰文。只是在收入《平城史稿》的《北魏平城事略∙参合之役》一文中写了如下文字：“关于燕昌城……去年6月15日，我得在新荣镇任职的学生指引，寻到了散见古砖旧瓦的下甘沟……如今该村迁到了东南一公里的城路地。城路地原是一道古城墙，后来被踏成一条田间直道，东西差不多有1.5公里。西面一里多范围多见抹断绳纹汉瓦及灰陶片。中部渐渐出现辽金沟纹砖和旋纹陶片，东部0.4公里辽金遗物更多。疑似北魏的布纹瓦片也有一些，但特征并不明显。此地原本应是一座汉城，是不是《汉书》所记属于雁门郡的埒县（王莽改为填狄亭）呢？理由之一，《尔雅•释丘》注:“丘边有界,埒水绕环之。”其义似与羊水为埒而环丘有关。理由二，没有一座旧城，慕容垂怕难在短时内筑成一座老公城。此遗址中心为北纬4015'43.20"，东经11312'4.41"，地形由西北向东西倾斜，海拔高度西北1194米，东南1163米。城路应为南墙，南距羊水河糟约600米，北距明长城约1000米，城池方不足一公里。其地西南距新荣区址5公里，东南距赵家窑水库也是5公里，东距得大高速公路1.7公里，东北距方山永固陵直线距离13.3公里。东南距大同市操场城玄冬门19.8公里。这样的位置，与《魏书》、《水经注》所记基本吻合，尚须作进一步的地面调察地下勘探。”

    2012年5月20日，魏都古玩店魏雅堂的李先生告我，最近古玩城出现了一种古代瓦当，四个字，无人能识，让我看看。瓦当虽然制作粗疏，文字难辨，但我还是认出是“燕帝富贵”四字。问其出土地则云在新荣区河边的一个古城圪洞−−−燕昌城的铁证终于现身了，当1600多年前的燕昌城遗物放在面前时，我自然是兴奋莫名，也长长出了一口气。

    6月13日我先至下甘沟城路地故址，欲觅“燕帝富贵”瓦当出土踪迹而未果。

    6月15日，正是我发现燕昌城的7周年，我乘儿子雪年和大同日报社记者孙某“走基层”赴新荣区之机，复至下甘沟城路地勘察。收获有三：其一，知此地西为城路地，中为牌楼地，东为庄窝地，自西至东都可看到汉陶、汉瓦；其二，访得东部庄窝地原为一处驿站，大量辽金砖瓦说明辽京西京时期是此地的繁荣期。其三，在下甘沟新城村东北一处冲击沟发现了几片具有北朝特点的瓦件残片。访诸该地一古玩店主，他说这些瓦当正是一村民在新村东北一沟内取土时发现的，都被一内蒙古玩店收走，他只得一残件。“燕帝富贵”瓦当的出土地有了去处，也就是说，这里是慕容垂燕昌城一处宫殿的问题不大。

    6月23日，我约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张庆捷研究员、暨南大学王银田教授复寻至该遗址，他们都认同我的发现，虽在城路上粗作刮寻，但可惜没有看到夯层。然而收获还是有的，一位老者告诉我们，牌坊地原有一处古墓，20世纪60年代，石人石马尽皆破坏，有墓碑，原置于旧村大队部，今已不知去向，只记得墓主姓张，夫人康氏，张将军是骠骑大将军，云南总督。经查《清史稿∙疆臣年表》，知“康熙五十九年庚子”，“张文焕署云贵总督”，“康熙六十一年壬寅”“张文焕二月庚午召”。[③]又据《百度百科》所载张文焕资料，知其“字灿如，甘肃宁夏人。清康熙三十年（1691）辛未科武进士第一人，授头等侍卫。康熙四十二年（1703）张文焕出任大同镇总兵。在进剿噶尔丹时，三战皆捷，以功升提督，康熙五十二年至康熙五十九年（1713～1720）张文焕署云贵总督。康熙六十至康熙六十一年（1721～1722），张文焕再任云贵总督。两次任云贵总督，在任十年”。是知牌楼地本是城路地亦即燕昌城的一部分，清初葬了张总兵有了石牌坊，才出现了牌坊地之名。

 

 

    1、两种不同观点

    魏燕参合之战是十六国时期以弱胜強的典范，也是代魏由弱到強转而雄霸中国北方的转捩点。对于公元395年慕容宝全军覆没的参合陂、蟠羊山，历来有两种观点。

其一，主张参合县、参合陂在大同市东北阳高县地者，主要有严耕望先生，吕思勉先生，田余庆先生，李凭先生等。

    严耕望先生云：

    “郦氏指为盐池(今岱海)西南参合陉及魏置参合县地区，在今右玉县北长城外”。“是郦氏以为燕魏战场之参合陂在平城西北二百里(实不止二百里)之谱，魏置参合县地区也”。通鉴一O八晋太元二十年胡注亦从之”。“然汉书高祖纪，十一年‘将军柴武斩韩王信于参合。’汉书地理志有参合县，属代郡。”“故此参合县故城在平城之东约百里以上”。“今阳高县东北是也”。“蟠羊山在阳高县东”。[④]

    吕思勉先生云：

    “‘以文帝之长子桓皇帝讳猗(施字右半)统一部，居代郡之参合陂北’，在今山西大同县东南，或云：在阳高县东北。[⑤]

    吕先生所谓“大同县东南”，或将《魏书》屡见之繁畤北与参合陂北连而视之。

    田余庆先生云：

    “文帝长子桓帝猗(施字右半)统一部，居代郡之参合陂北，接近平城。”

    又云：

    “帝自弩山迁幸牛川，屯于延水(今洋河)南，出代谷，会贺驎(慕容麟)于高柳(今山西阳高)，大破窟咄。”[⑥]

    要言之，田先生以为参合陂北及高柳，皆在今大同、阳高一带。

    李凭先生云：

    “参合位于今阳高县东北。”

    又于阳高县条云：

    “西汉置有高柳县，属代郡。东汉初为卢芳所居……建武二十七年(51年)于此置代郡。”  

    “北魏迁都平城以前高柳邑并未废弃。北魏迁都平城以后高柳依旧重要。”

    “高柳，今阳高县。”[⑦]

    其二，主张魏燕参合之战发生地在内蒙古凉城岱海一带的先是事发百多年后依北魏后期建置记述的郦道元《水经注》，其后持此看法的研究者接踵而至，中以王仲荦先生为代表。

    郦氏《水经注》云：

    “沃水又东，迳参合县南，魏因参合迳以即名也。北俗谓之苍鹤陉。道出其中，亦谓之参合口。陉在县之西北，即《燕书》所谓太子宝自河西还师参合，三军奔溃，即是处也。魏立县以隶凉城郡。”[⑧]

    王仲荦先生云：

    “参合汉县，在今阳高县东南，后魏县在今凉城县西南，右玉杀虎口之西北，非一地……魏因参合陉以即名也，立县以隶涼城郡……有蟠羊山。当在参合陉附近。是道武帝败慕容宝处。”

    又云：

    “十一月九日，燕军宿营参合陂(今内蒙古凉城县西北五十里石匣子沟)东。”[⑨]

    2、燕魏双方的行军路线

   登国十年七月，慕容宝“寇五原”。从定州到五原的路线有两条。

    一条是北线：

    中山(定州)，向西北26公里-上曲阳(曲阳)，向北81公里-广昌亦称飞狐(涞源县)，向西北55公里经五回道、下管头-代(蔚县)，向西北46公里-桑乾县(阳原)，向西北45公里-高柳古城(今阳高县李官屯)，向北21公里-蟠羊山(兴和县苏木山，其东北25公里为延陵县境即今天镇县新平堡)，向西南55公里-独孤谷城(丰镇市，其北40公里为乞伏袁池亦称旋鸿池即今前旗黄旗海)，向西北42公里-盐池(岱海，凉城在其西10公里)，向西南60公里-盛乐(和林格尔土城子)，向西北40公里-云中大室或云中盛乐，向西北120公里-怀朔(固阳)，向西150公里-五原(汉匈奴头曼城，今五原县)。

    北线由中山(定州)经参合，至云中，向西到怀朔(固阳)，再到五原行程为741公里即1482公里。

    另一条是中线：

    此路即北魏平城时期的定州大道，其间包括飞狐道、灵丘道、莎泉道等。由定州大道先入平城，然后由武周塞至盛乐。这在北魏平城时期向西北是通向金陵、盛乐的要道，更是南下、东出的大动脉。但在十六国时期崞山、恒岭、隘门间尚不通畅，需沿滱水即今唐河河谷的崇山峻岭间凿山开道。[⑩]

    3、实地调查情况

    关于高柳和参合县。前已阐明，北魏平城时期的代郡、高柳或参合县即今之阳高县。阳高县东北2公里许有李官屯古城，应为高柳、参合古城所在。由此古城向北53公里为内蒙兴和县城，此百里之內(也包括其北之地)应为北魏所谓“参合陂北”的范围。其间参合县北略西21公里为蟠羊山，今称苏木山或盘羊山，再向北13公里为小窑子乡大同窑村，此地北距兴和县18公里。

    关于蟠羊山。据內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政协文化研究促进会贾元生、贾建文、李新权先生提供，数年前有人在丰镇与兴和县之间的盘羊山北打窖时在深0.8米、直径4米的一土坑中发现1000多具古代尸骨，其中以头颅骨为多，经检测多为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可惜骨已弃之无存。又1988年在兴和县大同窑的小城子出土一“盛乐郡”瓦当。考虑到盘羊山在东南，黄旗海在西北，其间为40余公里，与文献所记“宝在陂东，营于蟠羊山南水上”相合，而且在百里之内驻扎十万兵马合于实情。考虑到现在的黄旗海东西20公里，西北至东南10公里，北魏称乞伏袁池时可能要大得多。这样的范围，也合乎战斗未打响之前，魏军“晨夜兼行，暮至参合陂西”的情势。这就是说，参合陂之战的参合陂很可能是参合县西北百余里的黄旗海，因其时水面要到其南的蟠羊山下，比现在大得多，因而参合陂与参合县的距离要近得多。

    从行军时间看，参合陂之战发生地在东不在西。十月二十五日，燕军从黄河边上撤退，到十一月初九驻扎于参合陂，其间约210公里，连同休整历时14天，日行30里。若参合陂在今凉城县的岱海东，距离是130公里，日行十八九里。魏王拓跋珪十月初三晨过黄河，昼夜不舎，初九晚上追到参合陂形成包围之势。共用7天，若以六日行军、一日策划布伏计，日行70里，翻山涉水日行军70里，合于常理；若是到岱海，日行便只有42里了，这与“急追之，晨夜兼行”的实际情况不合。对此严耕望先生早有察觉，田余庆先生也曾告我，指参合陂在凉城，与盛乐相距太近。这都是对的。因此，北魏平城时期的参合县、参合陂北在今阳高、兴和境，“参合北”或者竟是北魏中部之地的习惯称呼，其南北范围要更大一些。总之参合陂战场在此不在彼。

    参合之战燕军覆没之处有了着落，那么兴和县北出土“盛乐郡”瓦当的小城子很可能与代魏时期的东木根山或长川城有关。因为此地正是古于延水即长川(今洋河)的源头。从东木根山或长川称“盛乐郡”，可知代魏时期“盛乐”成了拓跋鲜卑部落联盟指挥中心的代名词，古成乐的盛乐宫是盛乐，古云中的大室也是盛乐(云中盛乐)。东木根山有“盛乐”，繁畤北的宫室是不是也有盛乐之称呢？，这可能并不完全是臆说。

    关于暮容垂与燕昌城。前面我们已经确定了燕昌城的地理位置，即今大同市西北淤泥河北岸长城岭下的新荣区下甘沟城路地。那么，燕帝慕容垂为什么要选择在此地筑城呢？换句话说，此地建燕昌城一定与燕帝慕容垂进入代地的路线有关。

    最能正确反映当时燕军行军路线的是：

    其一，《晋书•慕容垂载记》，“遣宝与农出天门，征北慕容隆、征西慕容盛逾青山，袭魏陈留公泥于平城”。虽然是慕容垂亲率大军出征，但打头的是太子慕容宝以及慕容宝之子慕容农，其后是慕容宝的另外两个儿子慕容隆和慕容盛。慕容宝、慕容农父子过天门，应是易县西南的五回道，青山应是广昌岭亦即灵丘道口的青岭，都在太行山以东。他们既然是来偷袭平城，就可能是取灵丘道开山凿岭乘其无备而袭之。平城大胜后，慕容宝“收其众三万余人而还”，看来并不是送到中山，而是送回后面出发的慕容垂大本营。慕容宝大军便乘胜直驱向西，将魏王拓跋珪及其主要兵力赶到了千里之外的五原。

    其二，《魏书•道武帝纪》，“慕容垂来寇桑乾川”，《晋书•慕容垂载记》，“自率大众出参合，凿山开道，次于猎岭”，也真实记录了这一历史事件。既是“寇桑乾川”，“率大众出参合”，那么，大本营的老皇帝没有再走山高谷深的灵丘道，而是向西北取较为平衍的飞狐道向西北直达桑乾川桑乾县地，可能在参合县稍作修整，没有直下西南的平城，而是直接到了四十里外的参合陂东蟠羊山下，这正是一年前王建坑杀慕容宝将士的所在。待他向西南返平城时已有疾在身。他并没有轻易进入难于退守的平城，而是选在距平城不远的羊水畔“踰山结营”，筑城既督军，也疗疾，何奈病不能支，在这座新修的燕昌城住下，便通知慕容宝从五原收兵。

    由此看来，深入河套地区五原的是慕容宝父子，而不是慕容垂，慕容垂本是“乘马舆而进”，“进”是西进，西进过程中吊战殁将士，且驻跸燕昌城，而不是由凉城东退“过平城北三十里”筑城。也不是先进入平城然后由西南向东北返回参合陂战场，而是又由东北向西南的进军路上扎营于平城西北筑燕昌城。

 

 

    北魏平城时期是继汉代以后吉语瓦当的又一个繁荣期。汉代文字瓦当，当面只有一个乳钉，处于回环文字的正中间，未见在字与字间饰小乳钉。而北魏平城时期遗址出土的吉语瓦当，都是圆形，棱沿高而宽，当面以“井”字分为九宫格，中央之宫饰一大乳钉，四方之宫各置一字，四角偏宫各饰一小乳钉。乳釘均为圆形突起，文字也多为阳文。近年在大同地区出现的“大代万岁”、“皇魏万岁”、“皇祚永延”、“传祚无穷”、“富贵万岁”、“忠贤永贵”、“长乐富贵”等瓦当，字体无论是简篆、楷隶，还是隶楷，文字无论是上下左右排列，还是右左上下为序，都是平均处于大乳钉四方。

    因为这种形制的文字瓦当始见于北魏早期，因此我一直以为北魏平城时期是这种形制瓦当的肇始点。初见“燕帝富贵”时我便认其为北魏的物件，待细审文字，方知这是北魏定都平城、道武帝正式登极前三年的十六国之物。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北魏平城时期的吉语瓦当形制的源头在东胡诸鲜卑政权。还有一个情况是，东胡诸国得以在匈奴故地自由来往以后，就逐步与当地代人融为一体，中原文化势必为其汲取。加之后赵、前秦相继兴起，直接建都中原，其间前燕为前秦所亡，慕容垂等人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为中原文化所浸润，接受华夏传统文化的程度远远超过长期处于匈奴故地的鲜卑政权。因此，在燕昌城出现这样的瓦当也在情理之中。此外，笔者曾多次探访内蒙古托克托古城的云中宫及和林格尔土城子的盛乐宫，这两地都是十六国遗址，所见瓦当多为各种莲瓣纹，有一件“万岁富贵”当较粗疏，在大同街头也出现过，难说出于何地，但在这两处遗址随处可见的细绳纹砖和磨光瓦也与平城物无大异处。这些更证明东汉到十六国时期的东胡文化是夷夏文化融合孕育的结果，数百年传承不息，行进不止，从南的东晋、北的“五胡”，一直到北魏平城时期、洛阳时期。

    “燕帝富贵”瓦当确实难于辨识。四个字中只有右方一个“富”字好认，下面一字有篆书“帝”的样子。左方是一“贝”字，上方一字只有上部的“卄字头”清楚，四字难于成词。文字难识，是因坯土稀软，难以定形。“燕”字中部走形后被修为两个口字，左方的“贵”字则因走模失去上部，整字被修成一个“贝”字。我所见一枚品相好的尚且如此，一枚残破的更是字不成形，瓦体中偶或可见当地常见的“料僵石”。

    “燕帝富贵”当文尽管有些残缺，但其处于篆隶之间的书体还是可以看出的。书风的高古质朴也是显而易见的。刘涛先生在谈到东晋书迹时，称“大兴四年(321)八月平旦砖”和“永和四年(348)清公所作砖”为美术化的隶书，称十六国时期的“广武将军碑”为变体的隶书。以这种眼光评鉴“燕帝富贵”书体再恰当不过了。[11]

    我初见此当时就想，任何古物都有感清在，都在诉述着自身的喜怒哀乐。如果说平城宫城、永固陵和武周山石窟寺异彩纷呈的吉语瓦当从形制、纹饰到书风传达着鲜卑民族的雄风強势和北魏王朝的盛世气象，那么燕昌城的“燕帝富贵”给予人的便是仓皇、残破、甚至是颓败之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