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大同发现的北魏墓葬据不完全统计有近800座左右，多分布在城南及御河之东，据已发表的资料，出土的随葬俑群的墓葬不是很多，有大同雁北师院太和元年（477）的宋绍祖夫妇合葬墓、大同城东石家寨太和八年（484）的司马金龙夫妇合葬墓、大同阳高下深井北魏墓M1、大同雁北师院北魏墓群M2和M52、大同七里村北魏墓群M22和太和八年（484）的M35、大同二电厂北魏墓群M36，迎宾大道北魏墓群M75、M76，时代相近的还有内蒙呼和浩特大学路的北魏墓等。

    大同出土陶俑的北魏墓葬表（见附表）

    俑群中的各类俑，据身份象征意义的不同，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属镇墓类俑，用来鎮墓驱邪，由镇墓兽、镇墓武士俑组成，分置于墓室入口处两侧。镇墓兽有单个的，也有成对的，一件为兽面，一件为人面，均为蹲坐状或四肢直立状，颈背上有四至五个长方形孔，原插有鬃毛，身上涂有鱼鳞片纹或虎斑纹(图1)；镇墓武士俑则是成对出现，头、上身部、下肢、2只手分别由五个独立烧制的部件组合而成，头戴兜鍪，双目怒睁，鼻孔朝天，大嘴厚唇，牙齿外露，双手持物外扬，身着铠甲，足蹬长靴，比一般俑要高得多，通高约70厘米(图2)；第二类属出行仪仗俑以及牛车或马车，分军卒仪卫俑、步骑仪仗俑、侍从俑以及牛马车、马俑等。军卒仪卫俑有甲骑具装俑、甲胄步卒俑；步骑仪仗俑有骑马仪仗俑、步行仪仗俑（常说的风帽仪仗俑）；侍从俑有男侍俑、女侍俑、胡俑等；甲骑具装俑即人与马均着铠甲，武士头戴兜鍪，身着铠甲，铠长及脚踝骨，甲身底边有宽缘，一手握缰，一手持器。马则头戴面帘，两眼处各开小孔露出双眼，身披铠甲，站立于长方形托板上(图3)；甲胄步卒俑即武士俑，头戴兜鍪，内着及膝长褶，足蹬靴，外罩铠甲，有披膊，或两手持物。或一手下垂，一手持物。俑脸部涂粉彩，垂腹提臀，立于圆形托板上(图4)；骑马仪仗俑的武士头戴鸡冠形垂裙帽，身着及膝长褶，褶上有的彩绘毛纹，下着裤，足蹬靴，有的持物，有的做鼓吹状(图5)；步行仪仗俑头戴圆顶风帽，脸两侧垂裙外翻，身披或穿小立领偏直襟长袍，衣长至踝骨处，衣下角外翻。俑双手拱握于胸前，中间有圆孔，持物已失，立于圆形托板上(图6)；男侍俑头戴垂裙帽，帽架外罩黑色软质材料，帽顶后塌，垂裙及肩。身穿交领及膝长褶，下着裤，垂腹提臀，或两手持物或单手持物，立于圆形托板上(图7)；女侍俑头戴黑色垂裙帽，帽顶浑圆，前后略扁，外罩黑色软质材料，垂裙及肩，内着圆领衣，外穿左衽带缘及膝长襦，下着长裙遮足，两手袖于胸前(图8)；牛车或马车，官吏的出行队伍因级别和地位的高低有不同的队势，队伍中车辆数量也不同。北魏常见的车型有轺车，车舆呈长方形，单辕驾二马，车厢虽无盖，但其上可另外支撑伞盖；牛车有无盖车，车舆呈长方形，车厢底有双孔插双辕，车厢外两侧有三孔呈放射状斜出，用来插竿张帷幔；有卷棚车，即车顶部为卷棚状。车厢呈长方形，厢底中部穿横车轴，轴前有双孔用以插辕驾牛。车厢两面开两窗，同样可插竿张帷幔，又称通幰车。幰（xian）,车上的帷幔。还有鳖甲车，即车盖呈椭圆形，顶部隆起，似鳖甲，厢体窗上出挑檐，其他同卷棚车，只是车厢后方开门两扇，车体彩绘(图9)。两晋南北朝时期权贵豪门以乘牛车为时尚。第三类属家居生活中的侍仆俑，有男女侍俑、女乐俑(图10)；家畜家禽包括猪、狗、羊、鸡等模型，庖厨明器有灶、井、磨、碓等。

    1、随葬俑群的出现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出土陶俑的墓葬多为长斜坡墓道弧边方形砖室墓，有单室的也有多室的，方向均坐北朝南。据大同南郊北魏墓群以及近年来北魏墓群的墓葬型制的分析，北魏迁都平城初期墓葬以土坑竖穴墓为主，墓室平面呈梯形，并开始流行汉人的长方形竖井和斜坡墓道土洞墓，但有所改变，墓室平面保持固有的传统呈梯形，墓向多坐东朝西。五世纪早期，由于人口的大量迁移，文化的传播带来新的葬俗，逐渐形成以长斜坡墓道、带天井、过洞、甬道，墓室平面近方形，四壁向外凸呈弧线形，四角攒尖顶的砖砌单室墓为主流的墓葬型制，墓向多坐北朝南。从出土俑群墓葬的墓葬型制及其他随葬器物等各方面分析，这些墓葬多在太和年间前后。但据最新发现的沙岭北魏墓群的壁画墓M7中出土的漆皮上隶书题记推断，此墓年代为北魏太武帝太延元年，即公元435年。M7为长斜坡墓道弧边长方形单室砖墓，方向坐东朝西，墓室四壁及甬道的顶、侧部绘制壁画，其中甬道两侧及西壁绘有镇墓武士及镇墓兽；北壁绘有盛大的车马出行图，前有导骑、骑马吹角的前部鼓吹，之后两侧各有一列执矛的仪仗步卒及执弓箭的甲胄步卒，中心部分前为鼓吹、百戏乐伎、扛幡持节的侍从列，后为主车，车后跟随后部鼓吹、从骑、甲骑具装；四壁上层及东、南壁绘有男女侍从及家居生活，就是说出土的三类俑群形象在壁画上均有表现。我认为，既然将出行仪仗绘于墓葬壁面在三十年代，那么，随葬出行仪仗的俑群也不会太迟，只不过随葬俑群在五世纪七十年代的太和年间成为一种流行，我们期待着新的考古发现。

    2、随葬俑群的渊源

    这三组俑群及动物庖厨模型等在西晋时已具备，不过随葬陶俑的数量和种类有限，相比较镇墓类俑变化不大，镇墓兽由西晋时的一件变成两件，人面兽面各一件；武士俑所着筩袖铠及两手执兵器外扬的动作还是承袭西晋俑而来，迁洛之后镇墓武士俑定制为双手按剑或一手握剑一手按盾。第三类俑群在战国秦汉魏晋墓中常见，如战国时期山东章丘女郎山就出土以舞乐俑为主的俑群，汉墓中多见，魏晋时不见，十六国时的关中地区又出现。只不过是各时代俑具有各自的时代特征。

    第二类俑群在西晋时仅有鞍马与牛车，有可能表示墓主人在另一个世界出行的需要，并不具备代表墓主人生前的身份的功能，而且西晋的仪仗及侍仆俑群远不及北魏俑群的规模。十六国时期，北方各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在不同程度上学习和吸收汉民族王朝的各项制度和文化习俗。北魏在建都平城初期就建有卤簿之制。卤簿即专指包括车驾在内的仪仗队伍。《魏书》卷184《礼志四》载“太祖天兴二年（399），命礼官捃采古事，制三驾卤簿，一曰大驾，……二曰法驾，……三曰小驾……。”又于 “天赐二年（405）初，改大驾鱼丽雁行，更为方阵卤簿。”北魏平城时期于墓葬壁画上表现卤簿仪仗或随葬仪仗俑群是受了三燕、河西及长安地区的影响。这里我们探讨一下随葬的出行仪仗俑群的渊源。

    上世纪五十年代在西安草厂坡发现一座土洞墓，出土遗物及模型明器158件，铜饰具13件，其中陶俑及鞍马、牛车等出行仪仗文物约120件。学者们普遍认为此墓的年代在四世纪中叶，属后赵、前、后秦时期。出土的陶俑中有大量的仪卫俑，如甲骑具装俑、甲胄步卒俑、箭箙俑、骑马鼓吹俑、步行仪仗俑、执鞭俑、男女侍俑及牛车等，胡族色彩浓厚，历史时代特点明显。由于十六国时期战争不断，军备逐渐升级，东汉时从安息帕提亚传到中国来的具装铠马大量使用，而且在仪卫卤簿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1]北魏随葬仪卫俑群的葬俗有可能由十六国时期发展而来，二者不仅俑群类别相近，而且在制作工艺上也相近，骑马俑、马俑等均有长方形托板，动物俑则是前后的平板并联足等。天兴五年（402），后秦姚兴弟义阳公平来侵，但败死，“俘其余众三万余人。……（获）四品将军已上四十余人。”[2]明元帝时，417年东晋太尉刘裕破长安，灭后秦，明元帝则积极收纳大批东晋和后秦官吏，并下诏：“民间得姚氏子弟送平城者赏之”，对内附官吏给予褒奖，量才任用。太武帝不断袭夏赫连昌，徙民及有识之士而还，于太平真真君二年（446）“徙长安城工巧二千余家于京师”。[3]人口的流动就是文化的传播，于是带来了新的葬俗。

    3、 随葬俑群所反映的等级制度

    从表上可以明显看出北魏平城墓葬出土俑群的类别与数量反映了墓葬的等级制度以及墓主生前的身份地位的不同。但强调一点，墓葬中的多室墓并不比单室墓等级更高，北魏平城目前仅发现了几座多室墓，如永固陵、司马金龙墓、雁北师院北魏墓M52、怀仁发现的北魏丹阳王墓（主墓室的东西两侧各一耳室）、湖东北魏1号墓（前后室）、七里村4座带耳室的双室墓等。以方山永固陵为例，虽是前后室墓，但其前室仅比其后的甬道略宽略高，顶部同样呈拱顶状，前室中部砌有东西向封门墙，将前室分成二部分，而且前室后部有雕刻精美的石券门，这一切表明前室不成为一个完整的墓室，墓室正在向单室墓转换，迁洛后宣武帝陵已是单室墓。所以多室墓在平城时期不具备等级，只是一种葬俗，主流仍是单室墓。在此我们把目前北魏平城随葬俑群的墓葬的墓主依其俑的种类分三个等级，一、司马金龙、宋绍祖；二、雁北师院M2墓主；三、一般平民。第一等级中的司马金龙、宋绍祖均有官职，司马金龙官官至侍中，镇西大将军，开府云中镇大将，朔州刺史，吏部尚书，死后赠大将军、司空公、冀州剌史，谥康王，随葬各类俑的数量明显多于敦煌公、幽州刺史宋绍祖，而且仅有这两座墓随葬有仪仗类俑，可见是属于官吏的特权；第一等级的雁北师院M2虽葬有4人，但2个小孩子属祔葬，随葬的俑群还是以M2夫妇为主，随葬俑类中镇墓俑齐全，镇墓兽与镇墓武士俑各2，第三类俑中男女侍仆俑数量也多，不仅有女舞俑，还有成组的女乐俑、表演“幢倒伎”及百戏的胡俑、牛车4辆、毡帐模型3顶、马俑、骆驼俑等，家居生活富足不似一般，唯独不见第二类的出行仪仗俑，可能墓主人只有这般经济实力，却无那样拥有出行仪仗的身份，属于富贵之家；一般墓中仅随葬少量的侍俑，家畜及明器模型。至于七里村北魏墓群的太和八年M35墓主杨众庆生前死后官位不低，墓室面积也不小，棺木装饰较豪华，但却无出行仪仗俑随葬，仅有的几件女侍俑捏塑粗糙，其原因有待研究。

    4、民族与时代特色

    虽然随葬各类俑群的葬俗由西晋十六国时期发展而来，但北魏平城时期的俑类则具有明显的拓跋鲜卑的民族特色。服饰上，男女侍从均着鲜卑服，头戴垂裙帽，上身着及膝窄袖宽缘左衽长褶襦，下着裤或裙；步行仪仗俑头戴大圆顶垂裙帽，身披或穿小立领偏襟披风，披风外绘虎斑纹；骑马仪仗俑头戴的鸡冠形垂裙帽等等。

    制作上，均左右或前后合模制成，之后刀削修整，上釉或直接彩绘，上釉者再在釉上彩画面部，绘铠甲及虎斑衣。个别器物捏制。

    新出现了几种俑群，具有民族特色与强烈的时代特征。如执物侍仆俑，而且和庖厨明器相配，生动有趣。如大同二电厂北魏墓群M36，出土俑及明器模型共17件。其中6件釉陶女俑，头戴垂裙帽，帽顶有十字形缝线，裙垂至肩，上身内着圆领衣，外穿左衽交领长襦，下身着裙，通体施酱褐色釉。跪坐姿俑高约14.4厘米，立俑高约20厘米。如执盆俑，腿前置一倾斜的宽沿大盆，左手虚握上举至肩部，右手执盆边；执箕俑呈跪坐姿，双手向前执箕；烧火俑也呈跪坐姿，右手半握前伸，左手抚于腹部。灶的挡火墙呈山形阶梯状，下有拱形灶门，灶台上设灶具釜和斜直的烟囱，高7.85厘米；踏碓俑，右手平扶碓架，左手于腹前，左腿上抬至碓边，正准备上杵架，碓底呈圆角长方形，前端抹起，长方体杵靠臼处较宽，中部设架，臼窝呈圆形；磨米俑双手手背向上半握前伸，身体前倾。磨带直腹承座，磨体置于座中，磨面有辐射状沟槽；上部有投料口；釉陶井上有井架，略呈工字形，井体束颈，直壁，平底，底部无釉，高10.3厘米；釉陶仓，圆口，覆平肩，弧直腹，底部略收，下有三足圆形座，器外壁划单线水波纹九周，高8.8厘米。

    百戏伎乐胡俑(图11)。汉晋时虽也有胡俑，但与北魏的胡俑的装束、姿态是不同的，属不同的民族。汉代胡人的形象均是头戴尖帽，高鼻深目，有时是神仙，有时是奴仆，有时是恶魔等。北魏时的胡人指包括西域的中西亚人以及周围的少数民族。平城墓葬出土的胡俑，高额窄颐后顷，弯眉圆目，鼻梁高挺。一般头戴圆形帽，质地较厚重，可能是毡类织物。帽顶浑圆或为尖状，额部的前脸较浅，脑后的垂裙亦短，遮耳及颈。身著圆领衣或小交领对襟窄身紧袖长袍，衣长至膝下，衣内束带，身体两侧开或长或短的骻，衣领、袖口、下摆、胯边均有别色缘饰，有的还有团花纹图案，足蹬黑靴。尖圆帽、缺骻袍可以说是判别胡俑的重要特征。太和八年司马金龙墓出土胡俑衣的前后中部、两侧及袖中部有一条纵列的栉齿状几何纹图案。头略向上仰，双手前举，作表演状；太和元年宋绍祖墓出土的4件胡人俑，位于出行仪仗两侧似呐喊或鼓吹，为出行队伍助威。人物面部表情略有差异，均戴黑色小帽，着黄白色红缘缺骻袍，袍面有图案，腰系黑带，足蹬黑靴；同一墓地M2出土的7件胡俑是表演不同的伎乐和顶幢杂技胡俑，因其担当角色不同形体姿态和面部表情各异，均戴黑色圆顶小帽，着红或浅红色圆领窄袖长袍，有的通身饰色调相近的团花图案，浅红色或红色的缘，缘色与衣色恰好相反，衣红色则缘为浅红色，反之，衣浅红色而缘为红色，腰部衣内束带，足蹬黑靴。当时在平城生活着许多外国胡人，他们的服饰影响着鲜卑人，对中国隋唐之后的服饰文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骆驼俑(图12)，虽汉墓中已有个别骆驼俑出土，但其形象稚拙，造型粗糙呆板，北魏骆驼大量出现，造型优美，见证了丝绸之路的兴盛。

    马俑(图13)，马头顶部的鬃毛从额头中部分两部分，各自又分上下以一个马耳朵为中心围绕着盘起，并修饰整齐，颈部鬃毛的修饰是多样的，如驮粮马的马鬃修剪呈直立状；有些马是长鬃分成整齐的几缕披于两侧；有些马是包鬃的，用一块两边呈连弧状的有花纹的料子将鬃包起，用细带系于马颈下部，或者马颈下部的带编成网状，没有包起的鬃又分缕披于马身两侧；有些则同汉马、匈奴马等一样，剪鬃为花瓣状，有一花、二花；备“后桥倾斜鞍”，前鞍桥为双层，前较低后略高，鞍桥呈圆拱状，鞍面呈下坡状，桥面两侧顺着马体向下呈圆弧状。后鞍桥则从两侧边向中部斜弧收拢并稍稍立起，形成一个略似半圆形的坐部，非常适宜人体的坐姿；鞍下流行箕形障泥，材质较硬，两侧外展，下部离开马腹部，上面绘有图案，还有边饰。鞦带多呈网状样，每条纵横鞦带的相交之处有圆形的饰物，有的还在网状鞦带上的每个带头悬挂毛穗状的“缨拂”。

    牛俑背上出是披满网格状鞦带，每条纵横鞦带的相交之处有圆形的饰物。

    毡帐模型，雁北师院北魏墓群2号墓出土3件毡帐模型(图14)，均捏制而成。一件底面呈长方形， 23．4×25．3厘米，向上逐渐收分，顶部用毡覆盖，中间有天窗二个。前侧开门，后壁浮塑一条绳索，一端直通天窗，一端穿过一圆形环固定，表示这条绳索是控制天窗开启和闭合之用。在毡帐的左右两侧壁以及前壁门两侧均用红黑彩勾划长方形块。另一件毡帐模型底面呈圆形，直径24．6厘米，高18．2厘米，围壁之上呈穹窿顶。顶部正中圆心部涂红彩，向下均匀放射13条红线，周壁又绘9个“△”形图案，表示木条（或柳条）制成的伞形支架，又以绳索绑缚，结扎，再用毡或其他织物覆盖其上。前部有门，门宽6。3厘米，高8厘米。[4]毡帐也称“百子帐”，《南齐书·魏虏传》记，齐永明十年（492），南齐使臣萧琛、范云出使北魏，孝文帝宴息之处 “以绳相交络，纽木枝枨，覆以青缯，形制平图，下客百人坐，谓之‘繖（伞）’，一云‘百子帐’也”。毡帐一直是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或半游牧民族的最主要的居住形式，南北朝时南朝称北朝为毡乡，当时毡帐有大有小，大者可容千人，这几件毡帐模型显然都是北魏平城人日常生活领域中的实用模型，表明在北魏平城时期仍有这种居所，与瓦顶木构屋宇同处。

    5、 俑群的退出

    随着孝文帝的南迁，随葬各式俑群的葬俗在洛阳出现了许多新的风貌，制作工艺也精致了，种类也增加了。但这些对鲜卑势力根深蒂固的平城没有什么影响，平城发现的迁洛后墓葬，如正始元年（522）屯骑校尉封和穾墓、永平元年（508）平城镇将元淑夫妇墓等，墓主人官职不低，却不见陶俑出土，看来北魏晚期的平城葬俗已不再随葬俑群。[5]

总之，北魏平城俑群从西晋俑群发展而来，又受十六国时期关中地区葬俗的影响，并产生了许多新的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