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志强
(山西大同大学北魏历史文化研究所，山西大同 037009)
摘 要：辽王朝升云州（今山西大同市）为西京后，在西京大同设立国子监、西京学及州学、县学等教育机构，为辽代西京文化教育事业的勃兴奠定了基础。在如此良好的环境中，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学者，如邢抱朴、陈昭衮、虞仲文等，特别是一代才女萧观音，他们对西京大同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使西京大同的文化事业得以繁荣昌盛，成为整个辽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辽西京；国子监；萧观音；文化教育
辽初大同为云州，也是大同军节度使所在地。辽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年)，改云州为西京。辽西京道共辖府一：大同；节度州六：丰、云内、奉圣、蔚、应、朔；刺史州八：弘、德、宁边、归化、可汗、儒、武、东胜；另有天德军节度使、金肃州、河清军等。辖境包括今大同、朔州二市及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部分地区，其辖区范围与北魏平城京畿大体相当。辽于西京置留守司、计司、都总管府等衙，“辽既建都，用为重地，非亲王不得主之”。[1]辽末天祚帝又迁都于此。可见其重要性。西京不仅是当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之一，在文学文化方面，也颇有建树，成为辽代的文化教育中心之一。本文试就辽代西京的文化教育发展情况作一简略的概括和分析。
一、辽代西京国子监和其他教育机构
我国封建时代最高的教育管理机关叫国子监。有的朝代兼为最高学府。辽于西京设国子监，这在西京大同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这是继北魏之后，在这一地区再次设置的国家最高学府。（清）《山西通志》记载：辽西京国子监在大同府治东南。张起岩《崇文堂记》云：“云中在辽为陪都，学即辽国子监，宏敞静深冠他所。”[2]西京国子监的设立，对于西京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无疑会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培养了一批人才。西京大同作为辽代学术、文化中心的地位亦由此奠定。
除国立的国子监外，在西京还建有西京学和州学、县学等地方性教育机构。《辽史拾遗》载：“道宗诏设学养士，于是有西京学，有奉圣、归化、云、德、宏、蔚、妫、儒等州学。各建孔子庙，令博士、助教教之，属县附焉。”[3]西京学和州学的设立，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说明辽代统治者对于教育事业是极为重视的。辽代统治者为了加强统治，大量吸收中原文化，强调文治，实行科举，办教育，重编史，重用汉人，从而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在我国其他地区，州学、县学的设立始于北宋，基本上和辽同时。西京大同一带的文化教育事业并未因归契丹而滞后，相反则因辽的建都而得到加强，较前代有了较大的发展。除前述各州外，应州等州也建有州学。《山西通志》载：“应州学旧在城西北隅，辽清宁中建。”[4]同时还建有书院：“龙首书院在应州西南，辽翰林学士邢抱朴建，今儒学即其故址。”[5]由此可见，辽代西京各类教育机构及设施已经齐全，为辽代文学和学术的勃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辽代西京的著名学者
辽代西京涌现出一批著名学者，他们大多由科第出身，通经史、善儒学，为辽代文学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辽初，以文学出身而见于史籍的有邢抱朴、邢抱质兄弟。邢抱朴(?—1004年)为应州(今山西应县)人，父邢简，为刑部郎中，母陈氏，“甫笄，涉通经义，凡览诗赋，辄能诵，尤好吟咏，时以女秀才名之。年二十，归于简。孝舅姑，闺门和睦，亲党推重”。[6]邢简夫妇共有六子，陈氏亲教以经书，后二子抱朴、抱质皆以贤，位至宰相。邢抱朴性颖悟，好学博古，幼与弟抱质受经于母陈氏，兄弟二人皆以儒术知名。景宗保宁初(969年)，为政事舍人，知制诰，累迁翰林学士，加礼部侍郎。统和四年(986年)，加户部尚书，迁翰林学士承旨。抱朴与室肪同修历朝实录。统和九年(991年)正月成书，史称《统和实录》，共二十卷。十二年，拜参知政事。赴诸道按察守令才能，黜陟大协人望。两次奉命决南京滞狱，人无冤者。二十年，改南院枢密使，卒赠侍中[7]。邢抱质历官大同军节度使，云州管内宣谕招抚使等职，亦官至侍中。一门二相，时人荣之。抱朴、抱质兄弟皆以儒术闻名当世。
陈昭衮，小字王九，云州(今山西大同)人，工译鞮，勇而善射。统和中，补祗候郎君，为奚拽剌详稳。累迁敦睦宫太保，归义军节度使，同知上京留守，西南面招讨都监。是一位精通契丹文字的官员。[8]
辽圣宗统和六年(988年)，“开贡举，岁放进士二、三人及第。……汉人由进士至大官者甚众，然列传所载皆耶律萧氏诸贵族，而汉人不与，即文学传，王鼎外亦寥寥，岂当时汉进士无一人事迹者耶?钝翁云：此当时无史官失记载故也”。[9]辽代西京人在科举考试中崭露头角，见于记载的有孟唐牧、边贯道、宁鉴、虞仲文、康公弼、苏京和魏鉴等，在寥寥可数的有史可稽的汉人进士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由此可见，辽代西京可谓人才济济。
孟唐牧字尧臣，云中(今大同)人，初业儒术，擢进士第，仕辽为太子冼马。
边贯道为丰州人，辽代状元，孙元勋，迁云中(今大同市)。金天会十年(1132年)中进士，终河间路转运使。元勋弟元鼎，字德举，与“兄元勋、元恕俱有诗名，时号‘三边’”。[10]天德三年(1151年)第进士，荐供翰林，出为邢州幕官，后坐诬累，遂不复仕进。“德举资禀疏俊，诗文有高意，时辈少及”。[11]
宁鉴(1058—1104年)，字诲之，朔州鄯阳(今山西朔州)人。父宁的，涿州固安人，明经(经义进士)登第，终于朔州鄯阳县主簿，“子孙因家焉。”[12]宁的娶陇西李氏，生子宁鉴。宁鉴形貌奇伟，“望君之形与色，虽千万人杂处，摽然见其君子。况得味辞气，伺动履者，宁不心醉神悦。”[13]初举进士，与同辈吟《风雪夜纵酒诗》，宁鉴独有“天下馁寒弃我意”之句，人以其比前秦王猛，虽“虱在布衣，其志亦远矣。”[14] 官著作郎、顺州军判官，平州掌书记，枢事院试验。以母老不便远离，除朔州观察判官，回家乡照顾老母。改授敦睦、弘义、延昌宫判官，加太子洗马。“因上奏，道宗特器之，改授西京留守推官，加殿中丞。”[15]命出未拜，特降旨任枢密院令史。加尚书户部郎中。天祚帝即位，诏覆张孝杰狱，宁鉴因在道宗朝屡蒙擢拔，在清除张孝杰余党的过程中也受到牵连，“流议中君，深文其实，根株之外，一切湔浣。”[16]以能授枢密户房主事，迁左司郎中。俄转兵房承旨，加少府少监。
乾统二年(1102年)冬，宁鉴奉命接伴宋朝使者，又以小心得过，出为蔚州忠顺军节度副使。他勤于政事，执法严明，到任不数月，蔚州民“无贵贱贫富，皆以为神明常在屋隅间，出入动息，不敢枝梧。其人心畏服如此。”[17]乾统四年(1104年)春，以疾终于官署，年四十七。宁鉴妻高氏(1061—1109年)为广陵人太子洗马高冲女，封本县君。高氏“温惠贞苦，抚诸孤，有母道。”[18]乾统九年(1109年)春，高氏去世，年四十九。枢密直学士，权翰林学士虞仲文为撰墓志铭，今存，在序文中叙述了他与宁鉴的情谊，是研究辽代文学的珍贵资料。宁鉴夫妇有男三人：长曰囗孙，举进士；次曰福惠，左班祗候；季曰郑九，亦中进士。宁氏一家竟出进士四人，这在辽代是十分罕见的，说明辽代西京一带的文化教育事业已出现了繁荣局面。
虞仲文(1069—1123年)，字质夫，武州宁远(今山西朔州南)人，四岁即能作诗，有《雪花诗》传世，被视为神童。中进士，累任州县，以廉能称。举贤良方正，对策优等，擢起居郎、史馆修撰，三迁至太常少卿。后除中书舍人，拜枢密直学士，权翰林学士，为翰林侍讲学士。
保大二年(1122年) 金军攻陷辽都中京(今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宁城大明城)，天祚帝迁都西京大同。三月，金军西进，天祚帝自鸳鸯泺亡保阴山。辽秦晋国王耶律捏里在燕京自立为帝，称天锡皇帝，改元建福，从此辽分裂为东西二国。天祚帝仍以西京大同为行都。天锡帝以虞仲文为参知政事，领西京留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内外诸军都统。
同年六月，天锡帝死，德妃萧氏称制，立天祚帝次子、秦王耶律定为帝，德妃为皇太后。十二月，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率军攻破居庸关，德妃于古北口遁走，逃奔天德军，见天祚帝。辽都监高六等送书给金太祖，暗中投敌叛变。完颜阿骨打攻至燕京城下，虞仲文等人犹不知。金太祖驻跸燕京城南，辽知枢密院左企弓、虞仲文等奉表降。金太祖让其皆复旧职，左企弓守太傅、中书令，虞仲文为枢密使、侍中、秦国公，曹勇义以旧官守司空，康公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枢密副使权知院事、签中书省，封陈国公。
金置枢密院于广宁府(今辽宁北镇)。天辅七年(1123年)五月，左企弓、虞仲文、曹勇义、康公弼四人到广宁赴任，路经平州(今河北卢龙)，驻守平州的金南京留守张觉叛金投宋，将左企弓、虞仲文等四人拘捕，缢杀于滦河西。虞仲文时年五十五岁。金朝谥文正,海陵王天会七年(1129年)赠兼中书令。正隆二年(1150年)改赠特进，濮国公。[19]
另据夏文彦《图绘宝鉴》卷四载：“虞仲文，字质夫，武州定(当作宁)远人。善画人马、墨竹，学文湖州。官至平章，封秦国公。”可知虞仲文也是辽末的一位艺术大家。
康公弼(?—1123年)字伯迪，应州人，二十三岁中进士，除著作郎、武州军事判官，辟枢府令史，求外补，出为宁远令。监平州钱帛库，调役粮于川州。大盗(农民起义军)侯概陷川州，派人护送公弼出境，曰：“良吏也。”[20]权乾州节度使。与虞仲文等一同被害，金谥忠肃。天会七年，赠侍中。正隆二年，改赠特进，道国公。
苏京，云中天成(今山西天镇)人，辽进士，为西京留守，宗翰兵至西京，京出降。久之，病笃，以子苏保衡属宗翰。京死，宗翰荐保衡于朝，赐进士出身，历任工部尚书、太常卿、礼部尚书，仕至参知政事、右丞。[21]
魏鉴，广灵(今山西广灵)人，辽进士。
沈璋(1090—1149年)，字之达，奉圣州永兴人。学进士业。天辅六年(1122年)，金太祖袭天祚帝于鸳鸯泺，郡守委城遁去，众无所属，奉圣州麹监李师夔与沈璋密谋出降。金太祖诏以师夔领节度，以沈璋为副。授太常少卿，迁鸿胪卿。丁母忧，起复山西路都转运副使，加卫尉卿。拜左谏议大夫，知潞州事。改同知太原尹，加尚书礼部侍郎。转尚书吏部侍郎、西京副留守、同知平阳尹，迁利涉军节度使，为东京路都转运使，改镇西军节度使。天德元年(1149年)以病致仕。卒，年六十。[22]从其任礼部侍郎等经历来看，沈璋也应为进士出身。西京辽代进士见于史籍者尚有多人。辽代西京文化人才之盛，于此可见一斑。
三、一代才女萧观音
萧观音(1040—1075年)，圣宗钦哀皇后萧耨斤弟萧惠之女，她“姿容冠绝，工诗，善谈论。自制歌词，尤善琵琶”。[23]是一个能诗、善谈、通音律的才女。兴宗重熙(1032—1055年)中，兴宗长子耶律洪基进封燕赵国王，总领北、南院枢密使事，加尚书令。二十一年(1052年)，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知惕隐事，预朝政。二十二年，慕后贤淑，纳为妃。”[24]二十四年(1055年)兴宗崩，耶律洪基即位，庙号道宗，改元清宁，立萧观音为懿德皇后。太康元年(1075年)，后为奸相耶律乙辛等人所谋害，时年三十六岁。乾统（1101—1110年）初，追谥为宣懿皇后。萧观音是现存作品最多的辽代作家，所作《回心院》词十首，词意切切，哀艳动人。其他诗文亦词藻高雅，意趣深远，后人评价极高，充分反映了辽代文学的杰出成就。
萧观音出身于契丹贵族家庭，为太祖淳钦皇后弟阿古只六世孙，圣宗钦哀皇后侄女，兴宗仁懿皇后与她是叔伯姐妹。父萧惠历任朔州顺义军节度使、南院枢密使，兼北府宰相，同知元帅府事，北枢密使等职，封韩王，为兴宗朝名相。母亲为皇族耶律氏。萧观音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萧惠故居在朔州马邑(今山西朔州)，这里是辽王朝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历史上涌现过许多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艺术家，被誉为“塞外江南”。萧观音以其过人才华，被同样喜欢文学、通音律、善书画的王储耶律洪基选为王妃，两年后又被立为皇后。“后幼能诵诗，旁及经子。及长，姿容端丽，为萧氏称首。皆因观音目之，因小字观音。……后婉顺善承上意，复诗歌词，而弹筝、琵琶尤为当时第一，尤是爱幸遂倾后宫。”[25]道宗母仁懿皇后萧挞里，为钦哀皇后弟萧孝穆之长女。依《辽史·后妃列传》载，萧孝穆与萧观音之父萧惠俱为钦哀皇后之弟，因此，二人应为兄弟，萧挞里与萧观音既是婆媳又是姊妹，而萧观音为道宗耶律洪基姨母，道宗则为萧观音的外甥。因辽代王族与后族通婚，不限辈份，所以仁懿皇后萧挞里与宣懿皇后萧观音虽是姐妹，也可成为婆媳。又据《契丹国志·后妃传》载，兴宗仁懿皇后萧挞里为应州人，据此，则萧孝穆为应州人，萧惠也应如此。
根据近年在山西朔州发现的辽杭芳园石碑考证，今朔州马邑附近的西影寺为杭芳园旧址，原为萧惠家宅，萧观音幼年即生活在这里。[26]辽代前期这里为寰州治所，属应州彰国军节度使管辖。据此可以推断，辽初后族萧氏中的一支已定居于应朔一带。《辽史·阿古只传》载：“神册初元，讨西南夷有功；徇山西诸郡县，又下之，败周德威军。三年，以功拜北府宰相，纪其职。天赞初，与王郁略地燕赵，破磁窑镇。太祖西征，悉委以南面边事。”[25]大约从这时起，阿古只家族便在应州一带定居下来。萧孝穆与萧惠均曾拜官北府宰相。
根据最近对应县木塔的研究，证明该塔建于清宁二年(1056年)，也即萧观音立为皇后的次年。木塔正反两面的三位女供养人画像，分别为圣宗钦哀皇后萧耨斤、兴宗仁懿皇后萧挞里、道宗宣懿皇后萧观音。应县木塔实为辽代后家祖庙。[27] 皇后萧观音应是该塔的倡建者之一，并提供了大力资助，这又为朔州马邑是其故里作了佐证。1974年发现的应县木塔辽代秘藏震惊了世界，使人们对辽代文化成就有了新的认识，有力地改变了长期以来低估辽代文化成就的传统偏见，《蒙求》和《契丹藏》的发现，证明辽代的文化教育事业是很先进的，并不落后于宋朝。[28]
四、中国传统文化对辽文化的巨大影响
辽代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辽建国之初，尚武轻文，但对文化也很重视，建国初即建孔庙，太祖亲临祭奠。到辽太宗时，疆域扩展到河北、山西北部，开始大量接受封建文化。辽代上层统治阶级羡慕中原文明，实行科举取士制度，刻印颁行汉文典籍，并将一些著作译成契丹文字供学习、鉴赏。《辽史·文学传序》说：“太宗入汴，取晋图书礼器而北，然后制度渐以修举。至景、圣间，则科目聿兴，士有由下僚擢升侍从，骎骎崇儒之美。”可见汉文化对辽代文化产生的深远影响。魏源《古微堂外集·四》曰：“辽起塞外，宜乎不识汉文，而首立孔子庙，太祖即亲祭孔子。太宗及东丹王兄弟皆工绘事，勒石能铭，登高能赋，师旅能誓，其才艺有足称者。每科放进士榜百余人，故国多文学之士。其史纪、表、志、传皆详明正大，虽在元代前，而远出元代之上。”辽主、后妃及上层贵族多能作汉文诗，尤喜唐代诗文。太宗耶律光工书能文，圣宗隆绪、兴宗宗真、道宗洪基皆喜吟咏，热心提倡文学，辽朝统治者的文化修养绝不逊于其他任何朝代的统治者。特别是圣宗以后，科举试士，词赋列为正科，平时朝野常有饮宴赋诗、迭唱相和之活动。上行下效，民间对文化教育也十分重视，这从应县木塔辽代秘藏中也可看得出来。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在辽代西京大同的文化教育事业已有相当深厚的基础。其表现之一是不仅拥有国子监这一最高学府，而且还拥有西京学、州学等教育机构，教育机构的设置已经比较完善。表现之二是在辽代西京出现了大批进士，而且其中还有状元，这是前所未有的。表现之三是这里不仅孕育了象邢抱朴这样卓有成就的著名文学家、史学家，而且还产生了象虞仲文这样的神童，以及“女中才子”萧观音，真可谓人才辈出。虽然辽代作品传世甚少，但也不乏名篇，如寺公大师《醉义歌》和萧观音的《回心院》，对后世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其影响远及海外，特别是辽文学为金代文学的繁荣创造了条件，而西京大同在辽代文学发展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是毋庸置疑的。辽末天祚帝迁都西京大同，久恋不去，在此与金人展开激烈争夺，直至兵败被俘，也就不足为奇了。
参考文献：
[1]《辽史》卷四十一《地理志五·西京道》。
[2][3][4][5][9]转引自黄任恒《辽代文学考》卷下。
[6]《辽史》卷一百七《列女传·邢简妻陈氏传》。
[7]《辽史》卷八十《邢抱朴传》。
[8]《辽史》卷八十一《陈昭衮传》。
[10][11]元好问：《中州集》卷二，中华书局1962年版。
[12][13][14][15][16][17][18]陈述《全辽文》卷十《宁鉴墓志铭》，中华书局1982年版。
[19]《辽史》卷二十九《虞仲文传》及《中州集》卷九。
[20]《金史》卷七十五《康公弼传》。
[21]参《金史》卷八十九《苏保衡传》。
[22]《金史》卷七十五《沈璋传》。
[23]《辽史》卷七十一《后妃传·道宗宣懿皇后萧氏传》。
[24][25]厉鹗：《辽史拾遗》之《道宗宣懿皇后萧氏列传》，丛书集成初编本。
[26]张畅耕：《山西朔县辽杭芳园栖灵寺碑考》，《辽金史论集》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27]张畅耕：《契丹仁懿皇后与应州佛宫寺释迦塔》，《辽金史论集》第六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28]张畅耕等：《应县木塔辽代密藏》，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本文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