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林

（山西大同大学云冈文化研究中心北魏历史文化研究所  037009）

摘 要:大同为明朝的九边重镇之一，控塞扼垣，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担当着拱卫京师防御蒙古的重任。而在边镇戍守中总兵官的作用尤为重要，本文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对明代总兵官的设置及嘉靖朝大同历任总兵官的情况做了初步的分析整理，以求对嘉靖年间大同北边防务研究提供依据。

关键词：嘉靖朝  大同  总兵官

大同为明朝的九边重镇之首，地理位置及其重要，担负着捍卫京师防御蒙古的重任。总兵官是明代最高级别的武官，在边防戍守中总兵官的作用尤为关键，笔者在查阅相关历史文献的基础上，试对嘉靖朝大同历任总兵官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以求对嘉靖朝大同北边防务有更全面的认识和深入的研究。

一、总兵官的概况

明朝的兵制在唐、宋、元兵制的基础上建立了卫所制度，从中央到地方的管辖秩序为五军都督府、都司、卫所体系。明代总兵设置于洪武二年(1369)，以后在四年（1371），七年（1374）都有总兵被任命。明初实行的是世袭卫所制度，在这种制度中军事指挥权与军政管理权是分离的，将归府，兵归卫。明中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卫所制开始破坏和瓦解，募兵制开始兴起。为了遏制由于卫所制度破坏所带来的边备空虚，明政府在各边镇设镇戍总兵。伴随着将与营的结合，将和兵的结合，总兵职务系列形成，总兵制度已经完备。总兵官成为镇戍地方的最高军事长官以后，改变了练兵将领不指挥作战，指挥作战将领不管练兵的问题，兵将的结合使军队的素质增强，军队更加专业化和职业化，大大提高了军队的防御战斗能力。

大同在明代为九边之甲，控塞扼垣，悍蔽京师，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洪武二年二月己巳，徐达“遣都督同知张兴祖将宣武，振武，昆山三卫士镇守大同。”^[1]这是将臣镇守大同的开始。洪武三年正月丁巳，置大同左右二卫。洪武四年正月置大同都卫。洪武二十五年八月，代王桂就藩大同。永乐元年三月庚辰，命江阴侯吴高镇守山西大同，节制山西行都司。所谓山西行都司，治所就在大同。自永乐以后大同总兵官成为定设。

嘉靖朝处于明中期，历时四十五年，处于南倭北虏的内外交困中，北边形势严峻。蒙古俺答崛起于宣大边外，连年内犯，对明王朝形成了很大威胁。为此明王朝上下不得不整顿边防。总兵官作为领兵打仗的最高武官，其作用在边防戍守中尤为关键，但是嘉靖时期大同总兵官又受总督、巡抚、各监察御史的节制，因此其地位十分低下。本文主要对嘉靖朝历任大同总兵官及大同总兵之历史地位两部分进行阐述。具体如下：

二、嘉靖朝历任大同总兵官

通过文献记载和翻阅各种资料，笔者对明代嘉靖朝历任大同总兵官的情况做了初步整理，以下分别对嘉靖朝历任大同总兵官进行了排序考证、籍贯考证、在职时长考证、委任卸任方式考证，以求从这四个方面着手来完善对明嘉靖朝大同总兵官的认识：

（一）嘉靖朝历任大同总兵官排列顺序考证

嘉靖元年：杭雄^[2]  陕西绥德卫人

嘉靖二年：江桓^[3]（籍贯不详）

嘉靖三年：桂勇^[4]  安徽安庆府怀宁人

嘉靖四至九年：朱振^[5]  （籍贯不详）

嘉靖十至十一年：彭愥 ^[6]（籍贯不详）

嘉靖十二年：李瑾 ^[7]  大同右卫人

嘉靖十三至十五年：鲁纲^[8]   大同人

嘉靖十六至十八年中期： 梁震^[9]   陕西榆林卫人

嘉靖十八年后期：祝雄^[10]  辽东人

嘉靖十九至二十年： 王升^[11]（籍贯不详）

嘉靖二十一年：李蓁^[12]  （籍贯不详）

嘉靖二十二至二十八年： 周尚文^[13]陕西西安后卫人

嘉靖二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至十一月十六日：陈凤^[14] （籍贯不详）

嘉靖二十八年十一月三十日至二十九年六月十三日：张达^[15]凉州人

嘉靖二十九年六月初三至九月初六：仇鸾^[16]  咸宁侯  陕西人

嘉靖二十九年九月初六至十二月初七：徐珏^[17]（籍贯不详）

嘉靖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七年至三十一年三月初五：徐仁^[18] （籍贯不详）

嘉靖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至三十二年十月十五日：吴愥^[19]（籍贯不详）

嘉靖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至三十三年六月初四：岳懋 ^[20] 陕西人

嘉靖三十三年六月十六日至三十四年六月十二日：焦泽 ^[21]大同后卫人

嘉靖三十四年五月二十四日至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韩承庆 ^[22]辽东人

嘉靖三十四年九月初二至三十六年七月初五：赵卿 ^[23]（籍贯不详）

嘉靖三十六年五月二十日至三十七年三月初五：龚业 ^[24]大同安东卫人

嘉靖三十七年三月初五至三十八年九月初八：张承勋^[25]河北宣府怀安卫人

嘉靖三十八年九月初八至四十年十一月十四日：刘汉^[26]朔州平鲁卫人

嘉靖四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至四十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姜应熊^[27]大同右卫人

嘉靖四十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至隆庆二年：孙吴^[28]（籍贯不详）

（二）嘉靖朝历任大同总兵官籍贯考证

通过对大同总兵官的考证，可知自嘉靖元年至隆庆元年，大同总兵官二十七人，从籍贯方面看，这二十七位总兵官中，来自山西的有五位，其中大同本地的总兵有四位，来自陕西的有七人，辽东的有二人，来自河北的有一人，来自安徽的有一人，以及籍无可考证的人共十一人。制表如下：

(三)嘉靖朝历任大同总兵官在职时长考证

通过对嘉靖年间大同总兵官在职时长的考证，我们进一步了解到嘉靖朝边患的不断，嘉靖朝历时45年，大同总兵有27人，更替频繁，任职长达5年以上的只有周尚文、朱振，大多数总兵如走马灯式的轮换，多则2年少则半年，如表所示这种现象在嘉靖后期更为明显。嘉靖朝总兵更替频繁的直接原因在于北部边防废弛，战乱频起，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政治腐败，由于主昏臣奸，贿赂公行，致使官由贿选，将由赂得，使得边兵战斗力大减。

 (四)嘉靖朝历任大同总兵官委任卸任方式考证

1. 嘉靖朝历任大同总兵官委任方式考证：

因功被提拔重用，如朱振、李瑾、江桓、鲁纲、彭愥、祝雄等，这些人大都起于行伍，他们都是通过战场上的功绩被委任为总兵之职。如朱振在大同兵变期间有保全主帅桂勇之功，从而被提拔为总兵，这一点在《明世宗实录》中得到印证“嘉靖三年，总督宣大侍郎胡瓒亦言桂勇被获，赖朱振营救，有保全主将之功，上即命升振署都督佥事，充总兵官镇守大同。”^[29]《大同府志》中记载“李瑾，嘉靖初为大同中路参将，兵警薄西路，瑾率师赴之，以功擢升总兵官镇守大同。”^[30]再如张达《大同府志》载“张达，凉州人，目不知书，慷慨负奇节，膂力绝人，嘉靖22年，以故总兵赴军前立功，战胜铁襄门，29年充大同总兵官。”^[31]

出自于武科，如桂勇《大同府志》载“桂勇，字尚义，安庆府怀宁人，正统三年中武举，后军都督府署都督佥事，嘉靖三年任大同总兵。”^[32]可以说武学武举是明代边才培养选拔的重要方式。

世荫累迁总兵，如杭雄、梁震、周尚文，“杭雄，字世威，世为绥德卫总旗，雄承荫，数先登，积首功”。^[33]《大同府志》载“震，袭指挥使，廉勇善训士，嘉靖初充陕西总兵，官晋右都督，十五年，移镇大同”。“周尚文，字彦章，西安后卫人，多谋略精骑射，袭指挥同知，屡著战功，嘉靖21年，以都督府知充总兵，镇大同”。^[34]明朝实行世袭军籍制度，世职是成为总兵的重要途径和基础。

仇鸾被委任为嘉靖年间的大同总兵比较不同，仇鸾通过贿赂当时的内阁首辅严嵩得到大同宣化总兵之职。

2. 嘉靖朝历任大同总兵官卸任方式考证：

有战死沙场的英烈，如张达、岳懋，“嘉靖29年虏犯大同。由小莺圪塔墩口入，总兵张达帅所部迎战，达挺身阵前，为士卒先，虏望见即纵骑围之，虏四面骑皆会，矢下如雨，达竟死围中”。^[35]张达在这场战役中身负数箭而亡。再如岳懋“嘉靖33年，大同总兵官岳懋帅所部兵巡防，驻灭虏堡，会虏万余骑犯五堡，右卫、威宁等处，懋迎击之，深入至青圪塔，陷虏伏中，我军大溃，懋力战而死。”^[36]

有苦心戍边卒于职守的总兵，如梁震、周尚文、祝雄、他们在职期间，多次御虏有功，从而得到嘉奖，正常卸任而归。如梁震“以敢战知名，不十年为西边大将，号令明信，每出塞攻虏，虏人惮之，当大同军变，单骑入城抚定之，遂镇守其地，虏不窥大同塞者数年，嘉靖18年，梁震卒于大同，死后赠谥‘武庄’。” ^[37]

有改离调镇者，这些总兵在职期间被文官弹劾被改调他镇如江桓、祝雄、张承勋等。江桓于嘉靖3年调往宁夏充副总兵官，“嘉靖8年3月15日，调宣府总兵官赵瑛守宁夏，以原任大同总兵江桓充副总兵官”，^[38]祝雄改任蓟镇总兵，明万历《卢龙塞略卷12镇守名将》载“祝雄，嘉靖壬寅，改镇蓟州代渊”，张承勋“嘉靖38年，改镇守蓟州。”^[39]

有因被罢免而离职的，如朱振、鲁纲、吴瑛、赵卿、焦泽、这些总兵或被逮入锦衣卫狱治罪，或悲愤自杀，明中期总兵社会地位打下，战场一旦失事，轻则失职闲住，重则逮入狱治罪，这些被罢免而离职的总兵占据了嘉靖年间大同总兵的大多数。

也有因带兵苛刻而死于自己所带士兵之手的如李瑾，“瑾驭众苛刻，素不得人心，役兴众益怨，是月六日夜有乱卒王福胜，王宝等六七十辈鼓噪，焚帅府攻瑾杀之。”^[40]

也有卸任后得到升迁的，如咸宁侯仇鸾，仇鸾依靠重贿严嵩父子捞得大同总兵之要职，在“庚戌之变”后被召还京，史料载“论首功，加太保兼太子太保，赏银五十两，纻丝四表里。”^[41]

三、嘉靖朝大同总兵之历史地位

纵观嘉靖朝，大同总兵的地位较低，文官凌驾于武官之上并广泛参与到总兵的军事活动之中。武将唯一能做的就是带领士兵亲身参与战斗。笔者主要从嘉靖年间大同总兵与宦官的关系、大同总兵与总督的关系、大同总兵与巡抚的关系、大同总兵与各类监察官的关系四个方面来考证大同总兵的历史地位。

（一）明嘉靖朝宦官与总兵的关系

明代宦官参与军事活动始于永乐初年，朱棣因对镇守各地总兵放心不下，故使宦官控制监督之。初设于“辽东开原及山西等处，自后各边以次添设”。^[42]至此以后，宦官参与军事活动即为名正言顺。明代宦官广泛参与军事活动之中，在专征、监军、分镇各方面分割总兵的权限，宦官开始真正行使总兵的职权，而总兵的实际地位则逐渐下降。对总兵权利影响更大的是宣德以后镇戍宦官的设置，凡有镇守总兵处，均设镇守太监，有分守参将处，设分守少监。有武职守备处，也设中官守备，这样就形成了镇守总兵和镇守宦官两套指挥系统。各边镇镇守宦官拥有监督军事将领，协助军事行动，整饬军纪边防等大权。实际上是总兵的总兵。至嘉靖初年世宗由外藩入继大统，世宗御内臣较严，加之张孚敬的努力，终于在嘉靖十七年将镇守太监“次第裁革”，十八年全部取回。^[43]纵观嘉靖朝历史，只有宠臣而绝无权臣，宦官势力并不大，笔者通过查阅嘉靖朝大同相关史料，无发现宦官参与军事活动的历史记录。因此宦官分割总兵军权的力量远在总督巡抚之下。

（二）明嘉靖朝总督与总兵的关系

总督之职始设于正统六年，当时是为了解决各镇总兵观望推诿问题，加强各镇军事行动上的协调才在地方上设总督一职。总督的权限超过巡抚，也远超过总兵。总督事实上是明朝国防前线上的军区司令。纵观嘉靖朝总督之权以军事为主，如遇进攻可以调动军队，指挥总兵，进行抵抗。嘉靖二十八年，蒙古入掠宣大，总督翁万达上疏“当以大同帅周尚文率领精锐暂代宣府帅以扼虏冲”，翁万达不仅将大同总兵官周尚文调至宣府御敌，而且亲自挥军奋马“环甲胄督兵数千来授”。^[44]除了督理军务外，整个军队的给养问题也由总督控制，军务治理的好则会受到兵部及皇帝的嘉奖，总兵也会受到连带奖赏。如“嘉靖二十七年，宣大山西修边工完，上以总督翁万达经略有功，荫一子入监读书，仍赏银五十两，纻丝四表里，升巡抚詹荣，苏祐，孙锦及杨守谦，总兵周尚文，赵卿，王继祖各俸一级，赏银四十两，彩段三表里。”^[45]嘉靖二十四年，时虏尚欲深入，总督侍郎翁万达，总兵周尚文，巡抚都御使詹荣严兵备阳和，遣骑四处邀虏，颇有杀获，上嘉万达等功，各赏银币，仍赐敕褒奖。复阵亡总兵张凤原官，赠邦直都指挥佥事。各荫一子世袭千户，其余立功副总兵张达等，阵亡指挥李瓒等各赏赠荫有差。”^〔46〕而总兵则只是负责带兵打仗，被排除于军事活动的组织决策层，一旦战场失事总兵就会遭到总督的参奏，逮至锦衣卫治罪。如“嘉靖四十四年，革大同总兵官姜应熊任，仍令总督军门提问具奏，以总督赵炳然劾其贿赂不忠故也。”^〔47〕

（三）明嘉靖朝巡抚与总兵的关系

明代巡抚之名，始见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命懿文太子巡抚陕西，亦系临时差遣。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始设巡抚。永乐十九年（1421），蹇义等二十六人分巡各省，产生巡抚制度。总督之下，巡抚为一省或一镇文臣之首。在那些未设总督的地区，巡抚可与朝廷直接联系。巡抚初设，仅为督理税粮，总理河道，抚治流民，整饬边关，后遂偏重军事。其拥有对军事活动的决策参与权，并且巡抚受中央委派，拥有进京述职的权利，可以对总兵的军事活动和总兵本人进行监督。巡抚与总兵略有分工，凡城堡不修，粮饷不给，罪在巡抚；御虏入寇，地方失事，责在总兵。巡抚和总兵完全是上下级关系，总兵官带兵杀敌御虏有功则会得到巡抚的奖赏，巡抚也会得到朝廷的赏赐。“录御虏功，诏升巡抚大同右佥都御使樊继祖俸一级。”^[48]相反总兵官一旦御虏失事，巡抚则会弹劾总兵本人并将责任推至其一人身上.“巡抚御使江睿以七月大同失事，劾总兵祝雄等乞付法司”。^[49]如李蓁因为御虏怯懦而被巡抚参劾，后被逮入锦衣卫考讯。总兵的权利受到巡抚的牵制，嘉靖朝镇守七年的总兵周尚文也因此托疾乞休。“嘉靖二十二年，督臣言尚文年虽垂暮，精力未衰，但事常锐于有为，心每灰于牵制，是以不安于职，乞调别镇，以示曲全。”^〔50〕巡抚贾启因私怨弹劾周尚文，使其三子被发配戍边，“臣往岁镇守延绥，为巡抚贾启以私怨劾臣子君佐，君佑，名冒功升赏，幸皇上敕不诛，迄今九年，启移恨未己。”^〔51〕嘉靖后期巡抚总兵关系不相和谐，各树私党。这在兵部尚书毛伯温的奏折中可以明显的看出“诸边守臣，彼此推诿，加以总督镇巡不相和谐，周尚文赵锦尤甚，夫不能同心，岂能济世？乞赐敕切责，令各洗心省改，并加防御”。^〔52〕巡按御史王三聘也曾言“赵锦，周尚文各树私党，事多牴语，宜下诏责锦而移尚文于他镇。”^〔53〕

（四）明嘉靖朝各类监察官与总兵的关系

在总督巡抚之下，还有巡按御史等各类监察官。永乐元年（1403）二月“遣御使分巡天下，自是遂为定制”。^[54]他们名为监察，实则握有调度攻防的权力。在军政方面，人事的任用以及补给等也统统由文官支持。这在嘉靖朝27位总兵中表现尤甚，很多总兵就是一次防虏失事而被文官所参，从而被免职而落魄而终。如总兵朱振，在平叛嘉靖初的大同叛卒期间，有保全主帅桂勇之功，因嘉靖六年防虏失事就被巡按御史所参，“山西巡按御史杜民表勘复往岁掠井坪、朔州、马邑诸边事及诸守将罪状，具言总兵官朱振，游击叶宗拥兵自防，无格虏意”，^[55]朱振因此被革职，在嘉靖12年，终因锦衣卫拷讯而发愤自杀，下场极其可悲。“清锦衣卫逮之，振实不及诸幕府自明，因言乱堂就逮且尽，可无烦兵，不许振发愤自杀”，^[56]这些在职短的总兵多是因为一次防虏失职而被文官所参而被罢免，如彭瑛“嘉靖11年，虏入寇大同，防御不利，得旨原卫闲住”。^[57]如鲁纲“嘉靖15年，虏犯大同，御史乔复劾状，且以虏四月五犯大同，上乃命巡按官逮诸将赴京，总兵官鲁纲革职。”^[58]这种例子在大同总兵官中举不胜举。

四、总结

古人所谓事关邦计的兵刑钱谷四项，仍以兵为首。军队可以安内攘外，抗暴止乱。军队可以保卫边疆，抵御外来侵犯。所谓“兵者，守国之备也。”^[59]兵戎之事至关重要，甚至“国之存亡系焉”。古代军队的地位非常重要，而军队能否发挥其应有作用与兵制不无关系。明代九边军队数额庞大且实力雄厚，形成一道保卫大明江山的防线。其兵制堪称明代兵制的典型。而研究明代兵制，大同又是九边中一个较为典型的切入点。大同作为九边重镇之首，承担着保卫北部边防，守卫京师的重要任务。从军队数量上看，大同边兵占有相当大的数额。从兵制上看，明初镇守总兵官主要设立于北边，朱元璋称“重兵之镇，惟在北边”。^[60]从国防地位上看，明代大同边兵担当着保卫明王朝北边安全的重任，在明代中后期实为国防力量的中坚。从军饷上看，大同边兵消耗了明王朝相当数量的财政收入，藩王禄米和边兵军饷的沉重负担几乎拖垮了明王朝，因此九边与明王朝的盛衰关系密不可分。嘉靖朝处于明朝中期，历时四十五年，处于南倭北虏的内外交困中，北边形势严峻。虽然嘉靖朝大同总兵地位低下，权限受到文官集团的制约，但仍应该肯定他们在边镇戍守中的重要作用。史书记载大同总兵带领着士兵修筑了大量的边堡和边墙，这些工事往往是与北部沿边的险要山势相结合的。如嘉靖十八年，大同修成弘赐堡、镇远堡、镇虏堡、镇河堡、镇川堡。其中弘赐堡周“三里五分，高二丈五尺，厚二丈五尺”。^[61]这些防御工事在坚船利炮未利用的古代战争中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依靠这些数丈高的边堡和边墙，不用说是蒙古骑兵，就是步兵也难以逾越。嘉靖时大臣席书就认为武备乃是“城堡、兵马”。^[62]至今大同的城墙规模也基本修建于嘉靖时期。大同总兵负责全镇防务，既为一镇主将，所以不管本镇哪里出现警报，都要亲临前线指挥御虏杀敌，冲锋上阵、为此血洒疆场。大同总兵是大同军事防务的基础力量，同时也是保卫大同镇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第一道保障。对嘉靖年间大同总兵官的考证是研究嘉靖朝大同军事防务的基础，同时也是明代大同地方史志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3][6][9][10][11][12][13][14][17][18][19][22][23][28][29][34][35][36][37][38][39][40][41][45][46][47][48][49][50][51][52 ][53][55][56][57][58][60][62] 转引自李峰, 张焯. 明实录大同史料汇编[M].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7: 2,96,742,778,790,793,816,814,

867,880,884,906,925,927,989,712,868,873,916,790,733,965,751,881,861,837,989,772,793823,859,825, 825,725,753,747,781,723,3.

[2][16][33][清]张廷玉等. 明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3137, 8481, 3137.

[4][5][7][8][20][21][24][25][26][27][30][31][32] [清]吴辅宏.大同府志[M]. 大同: 大同市地方志办公室, 2007: 178, 179, 180.

[15][清]胡文烨撰. 云中郡志. 许殿玺, 马文忠点校注释[M]. 大同: 大同市地方志办公室, 1988: 1309.

[42][明]魏焕辑. 皇明九边考十卷[M]. 济南: 齐鲁书社, 1996: 286.

[43][明]申行时等修. 明会典之镇戍将领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746.

[44][明]焦竑. 献征录卷三十九兵部尚书翁万达行状[M]. 上海: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9: 351.

[54][清]龙文彬. 明会要[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362.

[59][西汉]刘歆. 周礼大司马之春秋振礼疏[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52.

[61]转引自肖立军. 明代中后期九边兵制研究[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1: 5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