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宪 

内容提要：鲜卑拓跋氏北魏王朝志在确立华夏文明，初都平城便建太学并于其内祀孔，又在皇城立宣文堂行教化之义。太和十三年复于太学之外另立孔子庙，这是中国古代于曲阜之外的中国国土上所建的第一座孔庙。与此相配套，魏孝文帝又于太和十六年改谥宣尼为文圣尼父，并以孔子后裔为崇圣太夫、崇圣侯奉孔子之祀。继而在曲阜孔庙所在兖州及全国各州郡修缮、设立孔子庙并祀以常礼。北魏平城城东的中书学，辽为西京国子监，金为西京太学，明洪武八年，建为府学，二十九年以府学为代藩府第，改云中驿为府学，即今孔庙和府学。

关键词：北魏，中书学，孝文帝，孔子庙，文圣尼父，宣文堂，曲阜孔庙，州郡孔庙。

 

拓跋氏肇于玄壤，于周孔之礼本自疎远，然则拓跋代平城百年，志在融己于中华文明之中，于孔庙建立、宣尼祭祀，自是其中之义。所以，正是孝文帝太和年间于平城建立了孔庙，这是自孔子被尊崇以来在鲁城，亦即兖州曲阜之外在九州万方建立的第一座孔子庙。

 

一、北魏平城早期的尊孔情况

 

北魏建国以来，承接两汉尊儒、魏晋崇文的传统，于平城建立太学，并在太学内祭祀孔子及其弟子，更于皇城立宣文堂，使祭孔成为皇家礼仪的一种常制。可以说，立学、祭孔、实行堂祭，同佞佛、崇道一样，始终是平城诸帝在中原化、封建化进程中的一门必修课。

1、立太学，祭孔子。

《魏书》卷一百八《礼志一》云，明元帝拓跋嗣泰常四年八月，“至雁门关，望祀恒岳”。“后三年二月，祀孔子于国学，以颜渊配”。[1]设太学，尊尼圣，是北魏建都平城的早期帝王的一贯政策。早在道武帝兴将规度平城都城之时，就于天兴元年(398)三月“甲子，初令《五经》群书各置博士，增国子太学生员三千人”。[2]这次是限定了太学生的额数，但此时国家粗创，太学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随帐的，尚未固定于盛乐、平城或其他某一城市。及至明元帝泰常七年(422)始建太学于平城，并且以平城太学为基地祭祀孔子，又以颜回配享。及至太武帝拓跋焘始光三年(426)“二月，起太学于城东，祀孔子，以颜渊配”。[3]这不是简单的重复，我似乎从中悟出两条：第一条，这次很可能是北魏平城太学的择地重建；第二条，明明白白地告给人们，这处太学的方位——城东。

2、临兖州，谒孔庙。

孔子逝世后，东周而后的中原王朝，于兖州曲阜立孔子庙，并行岁祀，由来久矣。魏承汉制，尊孔崇文。兖州未入版图之时，阙里孔子庙由中原王朝奉祀，北魏于曲阜孔庙则实行遥祀。对此，魏孝文帝十分婉惜地说：“尼父禀达圣之姿，体生知之量，穷理尽性，道光四海。顷者淮徐未宾，庙隔非所，致令祠典寝顿，礼章殄灭，遂使女巫妖觋，淫进非礼，杀生鼓舞，倡优媟狎，岂所以尊明神敬圣道者也”。[4]这是说，此时官方实行遥祭，民间则在平城随处祀孔，说祀孔又只是名义上的，致使女巫妖觋有机可乘，搞一些乌七八糟的玩意，淫乱放荡，杀生骗财，大失尊明神、敬圣道的本意。鲁郡入魏后则实行岁祭，孝文帝封孔子子孙一人为崇圣大夫或崇圣侯，负责常祀。关于曲阜的孔庙，《后汉书》卷四十二《光武十王·东平宪王苍传》注云：“孔子庙在鲁曲阜城中。伍缉之《从征记》曰：‘鲁人藏孔子所乘车于庙中，是颜路所请者也。献帝时，庙遇火，烧之’”。[5]颜路是孔子的得意门生颜回的父亲，颜回死后他家贫无以为葬，曾要求孔子把他的车子改为棺木下葬，孔子没有答应。孔子卒后，他又请求为孔子立庙，而将这辆车子藏于庙中。显然这是一所颇具纪念性的庙堂。《史记》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传第七》云：“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索隐》《孔子家语》亦有七十七人，唯文翁孔庙图作七十二人。皆异能之士也。”可见孔子的弟子是七十七人，并非后来说的七十二人，只是其后在孔子庙中为七十二弟子图像而已。关于孔庙的管理，《后汉书·孔僖传》注云，“献帝后至魏，封孔子二十一叶孙羡为崇圣侯。晋封二十三叶孙震为奉圣亭侯。后魏封二十七叶孙乘为崇圣大夫。”叶和世同义，二十七叶孙就是二十七世孙。《三国志·崔林传》云：“汉旧立孔子庙，褒成侯岁时奉祠，辟雍行礼，必祭先师，王家出谷，春秋祭祀。今宗圣侯奉嗣，未有命祭之礼，宜给牲牢，长吏奉祀，尊为贵神”。兖州进入北魏版图后，“太和十九年，孝文幸鲁，亲祠孔子庙，又改封二十八叶孙(孔)珍为崇圣侯。”关于曲阜孔庙的修葺，《宋书》卷十四《礼志一》亦云，东晋“以太元十年，遣臣(按为李辽)奉表。路经阙里，过觐孔庙……至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奉被明诏，采臣鄙议，敕下兖州鲁郡，准旧营饰”。[6]太元是东晋武帝司马曜的年号，从公元376年至396年，所记为公元385年东晋遣清河人李辽祭祀孔子庙堂及四年后维修庙堂的情况。

北魏祭祀曲阜孔子庙，最早见于《魏书·世祖太武帝纪》，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十月“刘义隆鲁郡太守崔邪利率属城降。使使者以太牢祀孔子。”《魏书·高允传》记云：“皇兴中，诏允兼太常，至兖州祭孔子庙，谓允日：‘此简德而行，勿有辞也。’”皇兴是北魏献文帝的年号，公元467至471年。太平真君时，太道帝首次派人东至兖州曲阜祭孔，这次是重臣高允受皇命前往兖州曲阜祭孔庙。孝文帝亲祀鲁郡孔子庙的时间，虽然在太和十九年，已是迁洛的第二年，但这却是历代皇帝亲临鲁国孔庙祭孔的第一人。对此，《魏书》是这样记载的：太和十有九年夏四月“庚申，行幸鲁城，亲祠孔子庙。辛酉，诏拜孔氏四人、颜氏二人为官。诏兖州刺史举部内士人才堪军国及守宰治行，具以名闻。又诏赐兖州民爵及粟帛如徐州。又诏选诸孔宗子一人，封崇圣侯，邑一百户，以奉孔子之祀。又诏兖州为孔子起园柏，修饰坟垅，更建碑铭，褒扬圣德”。[7]这次孝文之行，既亲至孔庙行祀孔之礼，又召见了孔子、颜回的后人，并赐以官爵，同时又让地方官举荐人才授予守宰之职，比照徐州模式行兖州之事。而就在这一次选孔氏宗子一人封为崇圣侯，也是这一次为孔子坟建“园柏”，此即今日三孔之一孔林之始矣。

3、起宣文堂，行教化德。

据《魏书·高祖孝文帝纪》，太和十有二年(488)九月“丁酉，起宣文堂、经武殿”。[8]在宫中建宣文堂，是对首都立太学、祀孔子和城中建孔子庙的补充。皇城宣文堂的功用有三，一是方便对宗室子弟的教化，如，太和十有七年(493)五月“壬戌，宴四庙子孙于宣文堂，帝亲与之齿，行家人之礼”。[9]二是对由邻国入魏的“投化客”加强训导、感化，例一是太和十七年三月“帝幸永兴园，徙御宣文堂。吐谷浑国遣使朝献”。例二是“高祖临宣文堂，见武兴王杨集始”。例三是太和中，孝文帝引见刘昶于宣文堂，对刘昶说：“卿投诚累纪，本邦湮灭，王者未能恤难矜灾，良以为愧。出蕃之日，请别当处分。”杨集始是氐杨武兴王杨弘之子，官白水太守。太和中，杨弘朝魏，以集始为征西将军、武都王。“集始后朝于京师，拜都督、南秦州刺史、安南大将军、领护南蛮校尉、汉中郡侯、武兴王，赐以车旗戎马锦彩缯纩等”。近年在大同二电厂变电站工地出土的“投化客略阳清水靖侯杨众度墓”之杨姓墓主即其后也。刘昶是宋文帝刘义隆第九子，封义阳王。前废帝刘子业立，怀疑刘昶有异志，和平六年，刘昶“遂委母妻，携妾吴氏作丈夫服”，“间行来降”。三是在皇帝身边养一批儒学之士。太和十六年二月“癸丑，帝临宣文堂，引仪曹尚书刘昶、鸿胪卿游明根、行仪曹事李韶，授策孔子，崇文圣之谥。”太和十五年起明堂，十六年秋七月“己酉，以尉元为三老，游明根为五更。又养国老、庶老”，[10]亦是此意。

二、立孔子庙于平城

上文已及，北魏建都平城期间，一方面是在太学中祭孔，另一方面是遣使或皇帝亲临兖州曲阜孔子庙岁祭。早在延兴二年(472)六岁的魏孝文帝拓跋宏——实际上是临朝称制的文明太后冯氏，就针对祭孔中存在的问题，严厉指出，“自今已后，有祭孔子庙，制用酒脯而已，不听妇女合杂，以祈非望之福。犯者以违制论。”这里讲的祭品滥用，男女合杂、意欲通过祭孔而达到其世俗的非分之想等问题，既是平城东部太学祭孔中存在的弊端，也是曲阜孔庙的问题。为了方便祭祀，也利于规范祭祀并实施监督，太和十三年(489)七月二十五日在文明太后生日，太后、孝文帝与群臣及各国使节、各方渠帅在灵泉池御龙舟，赋诗、作歌、狂舞的第二天，便决定“立孔子庙于京师”。[11]

与京师立孔子庙相配套，首先是魏孝文帝于太和十六年二月“丁未，改谥宣尼曰文圣尼父，告谥孔庙”。同时在太和三年四月“诏以孔子二十八世孙鲁郡孔乘为崇圣大夫，给十户以供洒扫”的基础上，“又诏选诸孔宗子一人，封崇圣侯，邑一百户，以奉孔子之祀”。其次是与重点修缮曲阜孔庙相配套，在各州郡建孔子庙。据《魏书·李顺附曒从弟仲琁传》云：李仲琁“出除车骑大将军、兖州刺史。仲琁以孔子庙墙宇颇有颓毁，遂修改焉。还，除将作大匠。”[12]《金石萃编》有东魏《李仲琁修孔子庙碑》(现在孔庙)，碑高七尺四寸五分，广三尺六寸，共二十五行，行五十一字，隶额为“鲁孔子庙之碑”六字。[13]此碑为东魏兴和三年(541)物，然北魏尊孔修庙是一以贯之的。

北魏不仅重视修葺曲阜孔庙，而且诏令各州郡刺史、太守，所到之处，立孔子庙奉祀。《魏书·刘道斌传》载：“道斌在恒农，修立学馆，建孔子庙堂，图画形像。去郡之后，民故追思之，乃复画道斌形于孔子像之西而拜谒焉。”刘道斌是孝文帝时人，“颇为高祖所知”。后出任恒农太守，并在恒农郡建孔庙，庙中图画孔子形象，当在太和年间。他去职后恒农人民图画道斌形象于孔子像之右配祀，亦应在其后不久，而这也正是地方上以儒学名士配祀孔子庙堂之开先河者。任州郡职，在地方上兴学、尊孔、崇儒者尚有献文帝中表兄弟李平，他“少有大度。及长，涉猎群书，好《礼》、《易》，颇有文才。太和初，拜通直散骑侍郎，高祖礼之甚重”，官太守、正长史等职，在地方官任上，“(李)平劝课农桑，修饰太学，简试通儒以充博士，选五郡聪敏者以教之，图孔子及七十二子于堂，亲为立赞”。[14]看来，在太学、孔庙奉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由来已久。而为孔子及七十二人立赞，北魏李平则可能是最早的。可惜这七十三篇赞文是无从知晓了。

以上是北魏平城期间，孝文帝在平城及所属州郡立孔子庙的情况。实际上，上文所述立庙及祭孔活动，有些已在迁洛之后。但是从《魏书·郑道昭传》反映的情形，北魏迁洛之后，并未很快在洛阳兴修孔子庙，即就太学也是只求达到“馆宇既修，生房粗构，博士见员，足可讲习”而已。关于这一情况，《魏书·郑羲附子道昭传》是这样表述的：“鼎迁中县，年将一纪，缙绅褫业，俎豆阙闻，遂使济济明朝，无观风之美，非所以光国宣风，纳民轨义”。面对这种情况，儒学之士郑道昭心急如焚，故“臣自往年以来，频请学令，并置生员，前后累上，未蒙一报”，希望“依旧权置国子学生，渐开训业，使播教有章，儒风不坠，后生睹徙义之机，学徒崇知新之益”，更希望“孔庙既成，释奠告始”的一天。[15]北魏迁洛后儒学的荒失，与《魏书·释老志》所载“景明初，世宗诏大长秋卿白整准代京灵岩寺石窟，于洛南伊阙山，为高祖、文昭皇太后营石窟二所。初建之始，窟顶去地三百一十尺。至正始二年中，始出斩山二十三丈。至大长秋卿王质，谓斩山太高，费功难就，奏求下移就平，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永平中，中尹刘腾奏为世宗复造石窟一，凡为三所。从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六月已前，用功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肃宗熙平中，于城内太社西，起永宁寺”，[16]形成鲜明的对照。过分地尊崇佛教，以急切的心情开窟造像、起建寺院，这是儒学趋冷的一个原因。再则，孝文帝在平城时，一心要打造一个堪与南朝媲美的封建政权，与中原传统礼制毫不马胡。迁洛之后，他胸怀一统华夏的大志，更兼始终身处前线，无息无止地对南朝用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重武功而轻文德。因此，出现郑道昭焦急、担心的轻儒荒文情况就不足为奇了。

三、大同辽金西京的国子监、太学及明代的孔子庙

辽金大同为西京，迄于元至元二十五年，始改西京为大同路。据清乾隆吴輔宏《大同府志》卷十四“学校”门，“大同府儒学”条：“大同府儒学，府城东南隅，旧学在府治东，即元魏中书学，辽西京国子监，金时之太学，元之大同县学也。明洪武八年，建为府学，二十九年以府学为代藩府第，改云中驿为府学，即今学也。”[17]这条记述将北魏中书学、辽国子监、金太学及明代府学的来龙去脉记得一清二楚。于此可见，明代王府旧址，很可能就是北魏明元帝拓跋嗣泰常四年八月“祀孔子于国学，以颜渊配”的所在，无疑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始光三年(426)“二月，起太学于城东，祀孔子，以颜渊配”的地方，于孝文孔子庙相差也不会太远。也该是辽西京国子监，金时之太学和明初府学的旧址。《辽史》于选举之事所记甚少，故西京国子监的史料也十分奇缺。《金史》设《选举志》，所以金代西京选举之事遗留较多。《金史·选举志序》有一条史料是专记西京大同府的。即在全国范围内设“府州学二十二，中都、上京、胡里改、恤频、合懒、蒲与、婆速、咸平、泰州、临潢、北京、冀州、开州、丰州、西京、东京、盖州、隆州、东平、益都、河南、陕西置之。”[18]这就是说，西京与其他二十一府州学一样，具有“府试策论进士”的资格。但是，《金史·宣宗纪》云：兴定元年(1217)春正月“乙未，诏中都、西京、北京等路策论进士及武举人权试于南京、东平、婆速、上京等四路。”《金史》《选举志一·进士諸科条》亦记，明昌四年“宣宗南迁，兴定元年，制中都、西京等路，策论进士及武举人权于南京、东平、婆速、上京四处府试。”[19]这是说迄于兴定元年，西京“府试策论进士”的资格被临时取消，及至“大定间，大兴、大定、大同、开封、东平、京兆凡六处”皆为“词赋、经义进士及律科、经童府试之处”。具体讲，“凡府试策论进士，大定二十年定以中都、上京、咸平、东平四处，至明昌元年，添北京、西京、益都为七处，兼试女直经童。”明文规定，“西京并西南、西北二招讨司者，则赴大同府试。”据《金史》，金代乡试的时间是三月二十日，“会试，则策论进士以正月二十日试策，皆以次间三日”。就是说，如果是策论进士，正月二十日试策，隔三日试词赋；若是词赋逬士，正月二十五日试赋及诗，又隔三日试策论。经义进士则又推三天考试。最后是御试(按，即殿试)，“则以三月二十日策论进士试策，二十三日试诗论，二十五日词赋进士试赋诗论，而经义进士亦以是日试经义，二十七日乃试策论。若试日遇雨雪，则候晴日。”[20]

这是金代西京的庙学及会试情况。据《金史·刘从益传》，“刘从益字云卿，浑源人。其高祖撝，天会元年词赋进士，子孙多由科第入仕。从益登大安元年进士第，累官监察御史”。无论是曾祖刘撝还是曾孙刘从益都是参加过西京太学会试的进士。而《金史•李纯甫传》“李纯甫字之纯，弘州襄阴人。祖安上，尝魁西京进士。”这两位出生于西京襄阴县(即今阳原县)的进士，尤其是其祖李安上是在西京会试中词赋会元，复于御试中一举登上词赋状元的宝座。所以，清光绪《山西通志》称其为“三元”。流行于世的进士书中，还记有一条，于金代39名状元名录的第35名记为：“李安，山西襄垣人。字号，生卒年均不详。金朝某科状元”。清光绪《山西通志》则云：“李安，襄垣人，及第第一。府、省试并为举首。旧志(按，旧《山西通志》)宋天圣间三元”。[21]此李安即《金史》所谓李安上，亦即刘祁《归潜志》所记“李翰林纯甫，字之纯，宏州襄阴人。祖安上，尝魁西京进士”之人。[22]其人也是从金西京太学走出的一位词赋状元。

 

 

 

作者：大同大学云冈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地址：大同市上馨花园18楼2单元2号；

电话：0352-2502819，13803427937；

邮编：037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