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宪

（云冈文化研究中心）

  九、北魏皇城 

上篇已讲到北魏道武帝建都平城，《南齐书·魏虏传》更具指为“截平城西为宫城”。平城就是汉平城，也就是发生过著名的汉匈白登之战的平城。关于平城的建城史，过去我们只敢说到秦汉，现在不是这样了。2007年省市考古所在北关操场城街东北部的翰林别苑小区工地发掘了北魏的太官粮窖遗址。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庆捷先生从北魏圆钵形粮窖与汉代数间小型房形建筑的叠压情况推断，这处北魏皇家粮仓可能是建在一座汉代仓储遗址上的。在这里不仅出土了29枚中为“平城”二字、周饰云纹的汉代文字瓦当个体，还出土了与山东临淄、内蒙定襄古城战国瓦当相似的具有战国时代特征的动物纹瓦当、同心圆纹瓦当、树木纹瓦当和素面瓦当五枚，2003年的北魏1号遗址也曾有一枚战国铜印出土。这些就把平城的建城史至少提前到了战国时期，是不是赵武灵王开发并设置代郡、雁门郡、云中郡的公元前3世纪尚待更多的证据和研究。

平城的地理位置十分清楚，但是在一些文献中却并非如此。《大明一统志》、《清一统志》、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钱穆《史记地名考》，都说汉平城在御河东的无忧坡上，也就是现在古城村之所在。谭其骧先生前些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北朝•魏》仍然把平城标在河东。既然穆帝猗卢是修故平城以为南都，道武帝是建都平城，截平城西为宫城，那么只要确定了汉以前平城的位置，北魏的皇城也就可以确定了。上面提到的那些战国和汉代瓦当是硬证，还有一种硬证就是两相重合的汉平城和北魏平城宫城墙。大同市博物馆的曹臣明先生发表在2004年1月9日《中国文物报》的《大同调查汉代平城县城址》指出，操场城的东、西、北墙以及明大同府城的北墙中段，都存在着相互叠压的早、中、晚三期夯土，早期为汉代，中期为北魏，晚期为明代。这处东西、南北各979米的墙体便围起了汉以前平城和北魏平城宫。这些已为2003年在大同四中背后平城园小区发掘的1号北魏宫殿建筑遗址、2007年发掘的翰林别苑小区工地2号北魏太官粮窖及地面建筑大型遗址、2008年发掘的美好家园小区工地3号北魏宫殿遗址所证明。单就1号遗址的双阶式宫殿形制，3号遗址东西一排14个石柱础，2号遗址直径达25厘米、十分精美的大型磨光兽面瓦当、大型覆盆柱础，以及该遗址与1号遗址由中央踏道连接组成的工字形前后复殿，包括三处遗址出土的“皇魏万岁”、“大代万岁”、“皇祚永延”“长寿永贵”等吉语瓦当，以及兽面瓦当、莲纹瓦当、佛陀瓦当、人面半瓦等便足以证明操场城北魏遗址的规格和性质。而凡出土北魏遗迹遗物的地方，上有辽金遗物，下有汉前建筑构件，这种重合情况，城墙如此，地层也如此。

不仅是正式发掘的三处遗址，早在1998年在操场城东街大同四中建筑工地弃土中就发现过精美的“大代万岁”瓦当。2002年在操场城东西街管道沟中已经挖出了多处北魏夯土层，出土了许多北魏覆盆式和方形柱础、大形磨光瓦件、莲花纹瓦当、文字瓦片，砖质覆莲纹、飞天纹、动物纹等饰件、云母片，马镫、铜铎、石磨、石臼、鹿角、兽骨堆积层，陶质祭祀器和实用器，等等。其后家住附近的李智皞同志又在舒欣园等工地收集到“皇魏万岁”、“皇万岁年”、“富贵万岁”等文字瓦当。这些都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战国、秦、汉平城的所在，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代魏早期南都的所在，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自398年道武帝都于平城历经明元、太武、文成、献文、文明太后和孝文帝六帝一后近百年间，演出中世纪历史壮剧的平城、平城宫所在。

记住这里吧，大同北关操场城！ 

十、宫城布局

 北魏皇城在大同市北关操场城内的位置已经明确了。但是魏都平城并不仅仅是宫城这个小的范围，而是以边长近2里周长近8里的宫城为中心，还有20里的外城，32里的郭城。

先说宫城。六帝一后近百年平城宫经营，使其形成了西、东、中三个建成区。

西部宫区在汉平城即今操场城街西部，主要成于道武帝拓跋珪时期，为道武帝和其子明元帝拓跋嗣所用。西宫区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宫殿群，在西宫门内，由南至北为天文殿、中天殿、金华堂、云母室、天华殿、永安殿、永安东序、西序。第二部分是礼制建筑，在西宫门外，主要有太庙、太社。第三部分是游乐设施，在宫殿群之北，主要有紫极殿、凉风观、玄武楼、鹿苑台、石池等，其西则有西武库。太武帝承继大统后，主殿区东移至东宫区，西宫地位陡然下降，可能还是台辅和各部的办公区，从太武帝灭赫连夏后让亡国之主赫连昌“舍之西宫门内”，可见宫区已非帝后居处之地。

东部宫区始成于道武、明元之时，为太武帝拓跋焘做太子时所居之东宫。其址在今操场城东街大同四中以东汽车市场和少体校一带。太武帝即位后改造东宫并更其名为万寿宫，前有永安前殿、永安后殿，安乐殿，后有临望观、九华堂等。太武帝从423年即位到452年“崩于永安宫”，在这里处理军国大事长达30年之久，这里曾是北魏统一北中国的决策中心。公元452年文成帝拓跋濬即位也是在永安前殿。从“前殿”二字可知，东宫的永安殿与操场城街北魏1号、3号宫殿遗址一样，也是工字形复式结构。从太武崩于永安宫、文成即位永安前殿可以想见，这种复式宫殿，前面一般称殿，为皇帝朝会之所，后面一般称宫，为帝后居处之所。永安宫也应是文成帝和皇后冯氏早期(452～458年)的居住地。

中部宫区，位置在今操场城街南北中轴线及其两侧，主要建成于文明太后、孝文帝时期，始建则在文成帝太安四年(458)起太华殿之时。太华殿穷极巧丽，是文成帝的杰作。其时文成帝19岁，从19岁起脱离其祖父的旧宫，也标志着这位青年皇帝的自立自主。中部宫区是北魏皇城中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一处宫殿区。主要建筑，早期的主体建筑是太华殿，前有朝堂，后有安昌殿、宣文堂、经武殿。东有太和前后殿，太和殿前有皇信堂、九华堂、朱明阁、斋堂、白台，后则有乾象六合殿、紫宫寺、太官粮仓、地上悬物库。太华殿西有坤德六合殿、思义殿等。太华殿、太和殿、皇信堂是文明太后居处和办公的地方，北魏文明太后～孝文帝的班禄制、均田制、三长制三项改革就出在这里。文明太后死在太和殿，因此太和殿便成了太和庙。太和十六年，也就是迁都前两年孝文帝拆掉太华殿、安昌殿等中部建筑，新起规模空前的太极殿及东西堂。其址即在操场城街中部东起大同四中、西到舒欣园小区、二面粉厂之地。南北几乎占满整个小城中区。

北魏皇城南部至少有三处门阙，中有乾元门，西有西宫门，东有万寿宫门。每面三门，这与天安元年“增启京师十二门”相合。宫城东门为云龙门，西门为神虎门。西面还有延秋门，是明元帝从西山入城夺位之门，似乎在西北角。中部从乾元门进去有中阳门、端门、东西二掖门，北门在这条轴线北端，位于宣文堂、经武殿之间，名叫中华门。

宫城南应该是大的开阔地，除有双阙、太社、太庙外，还有渠池、都街、广场。其地应在今大北街北段东西一带。2003年一医院门前出土不少北魏磨光黑瓦等建筑构件，应与宫前建筑有关。《水经注•㶟水》记从武周塞(今云冈峪)引武州川水(十里河)由小站村东北流至下皇庄西南，再由西郭引向“平城县故城南”，也就是宫城以南。这可能就是《魏书》所记道武帝天兴元年“凿渠引武川水注之苑中，疏为三沟，分流宫城内外”，三年(400)“穿城南渠通于城内，作东西鱼池”。平城宫前大道以南“分置市里，经涂洞达”，《魏书·李安世传》说，北魏让李安世出内库所藏珍物于市上，请南齐使者刘缵任情交易，这个有别于“大市”的小市应该在宫门之前不远的都街。《魏书》所记太武帝执崔浩“送于城南，使卫士数十人溲(洒尿)其上”，以及文成帝打败他的竞争对手清河王拓跋绍后，“群臣于城南都街生脔割而食”其拥护者，都应在这个城南广场上。

宫城后有永兴园。永兴园为宫后御花园，应是明元帝永兴年间所建。太和十七年(493)三月，孝文帝改作后宫，“幸永兴园，徙御宣文堂”。宣文堂在宫城内北端，住在宣文堂，就便游永兴园顺理成章。永兴园内应有宫舍，是不是永乐宫呢？太和十六年，孝文帝在宫中大兴土木，就“移御”于永乐宫内。 

十一、平城外城 

《魏书·太祖道武帝纪》有一则记载总是发生歧义：天赐元年“六月，发八部五百里内男丁筑灅南宫，门阙高十余丈。引沟穿池，广苑囿，规立外城，方二十里，分置市里，经涂洞达。三十日罢。”本来是讲京畿内两项工程的营建。一是今应县境内的灅南宫及其门阙，二是平城的沟池、园囿、外城，但被一些研究者混为一谈了。

天赐元年是公元404年，北魏都平城的第7年。据李凭先生《北魏平城时代》统计，其间北魏从广宁(宣化涿鹿间)、山东六州、中山、漠北、安定高平（甘肃固原）迁入平城及其周围的的人口达150万之多，假如以1/5的守宰、吏民、百工伎巧落户平城计，是30万人；其时拓跋联盟的总人口也有150多万，以1/10居于平城计，有15万之多；李凭先生算出道武帝时北魏的军队总数为43万，假令以1/4驻扎平城计，至少是10万人。这样，道武帝时平城人口可达55万。这些人口大都住在宫城周围，而以城南居多，这些臣民需要筑城保护，于是便有了天赐元年20里的外城。既是外城就要把内城(宫城)包围起来。这个外城的范围大体上就是现在明大同府城再加上北面的操场城，但府城的东西城墙要向北延伸将操场城即宫城包进去。大同市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已经发现明大同府城的东、西、南城墙均有北魏夯土层，将其指为天赐元年的外城问题不大。

还有一条史料是引起歧义和争议的，即明正德《大同府志》：“大同府城，洪武五年大将军徐达因旧土城南之半增筑”。因者，依也。旧土城，即历北魏至隋唐、辽金元留存到明洪武年间的北魏外城，亦即辽金及元前期的西京大同府城。南之半，就是南面这一半，而不是南半之半。增筑，就是加高、补宽、包砖。旧土城有南部这一半，必有北面那一半。只是北部那一半并非所“因”部分，而是“增筑”时所弃部分。为什么要因南而弃北呢？我猜想明洪武年间北魏的宫城四围尚在，仍自成体系。北魏的宫城很可能就是隋、唐恒安镇、云州和大同军以至辽金西京留守司的衙署。现存于陕西乾陵博物馆的《大唐故司徒并州都督上柱国鄂国忠武公夫人苏氏墓志之铭》即尉迟恭妻苏娬墓志，记其“以隋大业九年（514）岁次癸酉五月丁丑朔廿八日甲辰，终于马邑郡平城乡京畿里之第，春秋廿有五”，隋末的尉迟恭是刘武周的部下，他为刘武周镇守平城(时名恒安镇，属朔州马邑郡管辖)，与隋炀帝杨广作对。这个京畿里很可能就在北魏平城宫内。大同还出土《同十将冠军大将军守左金吾大将军李海清墓志》一方，记其“以贞元九年（793）五月八日遇暴疾，卒于云州城北平坊之私第”。这处北平坊也可能与平城宫有关。既然平城宫城围墙犹在，而此时它已非宫城重地，如果外面再包起一层墙来毫无意义。于是便只增筑北魏外城的南半而舍弃宫城外墙了。因外城的北墙在宫城之北，于是便取宫城南墙并在其东西各增筑一段成为新城北墙。这样一来，宫城不仅失去了外面的外城围，而且也缺了南墙，80年后的景泰年间右副都御史年富巡抚大同，乃复依平城宫城东、西、北垣并补筑南垣而成草场城，这就是现在的北关操场城。

经实测，从明府城南门北至操场城玄冬门北东西马路是2.9公里，明大同府城东门至西门为1.7公里。这该是魏都平城外城的范围，四周总长为9.2公里。按陈梦家先生考证的与北魏接近的北周1里约合今442.41米计算，9200米为北魏20.79里，合于史籍所记二十里之数。

十二、平城郭城 

平城郭城的建筑，是在宫城建设渐趋完备的情况下，适应城市防卫和大量人口迁入的需要进行的。《魏书》于此记述十分简略，只有“筑平城外郭，周回三十二里”寥寥十一字，系于《太宗纪》泰常七年秋九月条下。而于这座郭城的细节《南齐书•魏虏传》所记更详细一些：“其郭城绕宫城南，悉筑为坊，坊开巷。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每闭坊搜检，以备奸巧。城西南去白登山七里，于山边别立父祖庙。城西有祠天坛，立四十九木人，长丈许，白帻、练裙、马尾被，立坛上，常以四月四日杀牛马祭祀，盛陈卤簿，边坛奔驰奏伎为乐。城西三里，刻石写《五经》及其国记，于邺取石虎文石屋基六十枚，皆长丈余，以充用。”

综合上述文献可知：

1、平城郭城是明元帝拓跋嗣的工程，建于公元422年。

2、郭城的规模：周长32里。

3、郭城位置及其与宫城的关系：郭城主体在宫城南，由南而北环绕宫城，自然也环绕着道武所建二十里的外城。宫城在其北部，但不会是最北缘。

4、郭城的骨架是坊巷：城内全筑成坊（方块状的居住单元），分割坊的是纵横交错的街巷。坊既是生活单元，也是生产单元，同时也是治安管制单元。实际上这种格局在道武外城“分置市里，经涂洞达”时已经形成了。

5、周围的主要标志：白登台是亘古不变的坐标点，郭城在白登山西南七里，此白登山就是明元帝在山边于太庙之外另立父祖庙的小山；郭城西有祠天坛（即魏书所谓西郊祭天之所），是拓跋氏每年四月四日隆重祭祀的地方；郭城西三里曾有崔浩所刻《五经》和《国记》碑百十通。

确定郭城范围，最终必须经过考古发掘。现在我们只能依据文献和零星的考古调查大致指一下它的四至：东起东门外东下关距御河园滨河南北路180米处，西至新开南北路一线，3274米，合7.4魏里。南起顺城街北沿明清大同城，北穿大北门、操场城止于大同火车站广场，为3805米，合8.6魏里。四周32魏里，基本上是方形，南北略长一些。

我之所以指郭城南墙在顺城街北的明大同南城墙一线，理由有三：其一，明大同府南城墙含有北魏夯层。其二，《水经注》在讲到引入城内的如浑东水(御河)“历京城内”，“河干两湄”“累石结岸”，紧接着便是“郭南结两石桥，横水为梁”的描述。“历京城内”就是历外城、南郭城内，郭南显然就是城南、京城南了，平城南郭城的主体实际上就是道武帝外城。其三，近年出土于七里村二电厂变电站的太和八年杨众度墓志明指“葬于平城南十里”，出土于沙岭村的太和十六年盖天保墓志记“葬在台东南八里坂上”。经实测其魏时十里、八里都是葬地至今大同城南门的距离。东呢，只能以东下关为界，再东就是河槽了，这一线距城南北中轴是1637米，向西翻1637米，正是新开南北路东沿。

文献于魏都平城有东郭、西郭之称，而未见有南郭、北郭的痕迹。这是因为南郭城实际就是郭城和京城的主体，北郭则处于名为永兴园的宫北园林区。西郭即郦道元所记如浑西水从北苑南出“迳平城西郭内”的所在。东起宫西墙西迄西郭墙，即今操场城西墙到新开南北路一线，东西实测为1160米，依魏、周里制当为二里半的样子，有足够的活动空间。西郭有门，且极具战略意义。太武帝征凉州，命太子晃监国，宜都王穆寿辅之。穆寿把太武帝的千叮万嘱当耳旁风，待柔然长驱直入从武州塞逼来，才要“筑（堵死）西郭门”，幸有窦太后拿主意才未堵城走人。

关于东郭，东郭墙只能在河西，不应在河东。因为跨河建郭城夏季水涨难建，冬季河封难管。再则即便可以跨河建桥，桥上筑城，将郭城建在古城村西，徒然围住一个河槽毫无实际意义。要是我宁愿在河东另建一小城，既易建，又易管，更管用。再则跨河建起来也是一个不成比例的郭城。若东墙筑在古城村西，其地距平城南北中轴线是2563米，合5.8魏里，向西翻5.8魏里，东西长就十一里半了。三十二里的城，东西两墙占去23里，南北便只剩4.5里长了。若是从古城村东圈起，其地西至城中线是3675米，合8.3魏里，东西两道墙合起来已经超过32里，哪得建城？

其实《水经注》早把平城郭城东墙的位置敲打清楚了：“东郭外，太和中阉人宕昌公钳耳庆时(王遇)立祗洹舍于东皋”。现在研究者一般指曹夫楼村西北御河东岸的二猴圪塔为王遇祗洹舍遗址，二猴圪塔在东郭外，那么东郭墙毫无疑问就在御河西岸了。 

十三、平城鹿苑 

鹿苑是长期生活于森林和草原的游牧民族拓跋鲜卑及其他代北部族在平城周围建设的皇家的草原式园囿，这是北魏平城都城建设的一个重要特点。在苑中建设行宫和游乐驰射场所，也反映这个定居城市的草原民族政治集团“犹逐水草”和“土著居处”的习性。

就在北魏建都平城的第二年——天兴二年(399)二月，道武帝击败西北民族高车部（因时代不同还有鬼方、丁零、铁勒等称谓），更多的则是它的依附种族，有三十余部、七万余人，紧接着又攻下逃散的其余七部，掳获二万余人，并获得马五万余匹，牛羊二十余万头，还得到一种高车人特有的“高车”二十余万乘。道武帝把这么多人马、车辆集中到平城，正等着干一件大事——修建鹿苑。即史书所谓“以所获高车众起鹿苑”。

关于鹿苑的范围，《魏书》记载得很详细，就是“南因台阴，北距长城，东包白登，属之西山，广轮数十里”。台就是中书台所处的京城，台阴是京城的北面。南因台阴就是南起于平城之北。向北顶到长城，看来当时的长城跟现在的位置差不多。东包白登，现在的马铺山及其周围也被划入鹿苑范围。原来住在这里的居民被连人带山带行政区划带到了更远的地方——如今阳高县的白登山、大白登。“属之西山”，属是联属、联接的意思，就是与西山相连接。广是横，轮是纵，鹿苑之大，纵横数十里。

鹿苑，是名副其实的御用游猎场，与后来的鹿野苑不同。鹿野苑是一个带有佛教色彩的名字。北魏的鹿苑散养和圈养着许多鹿、羊、牛、马、虎、熊等动物。道武帝最先驱马、牛、羊入苑，鹿苑始辟，便在西苑建起了虎圈。太武帝则从棝阳“驱野马于云中，置野马苑”。有一位被臣服的北部敕勒首领还“率其部数万骑，驱鹿数百万”，送到太武帝漠南行在。北魏有一首名诗叫《悲平城》：“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魏书》把这首诗的著作权归于南来的大臣王肃，但是王肃敢写这样的怨歌吗？依我看这是被拓跋鲜卑押着驱赶马、牛、羊到平城鹿苑的敕勒降卒的幽怨之声——它一直口口相传于敕勒部士卒之间，或者是王肃发现或翻译了它。看看，一路上的高山、风雪、荒松，在与马牛羊一同被驱赶的降卒那里，通通都是难以忍受的折磨。总之，平城鹿苑是真正的鹿场，皇帝和王公大臣常在其中以驰射为乐，如道武帝在白登山见大熊领着小熊，便问于栗磾能否上去一搏。文明太后、孝文帝登虎圈观虎险遭不测。2002年在操场城大同少体校门前管道沟中曾出土大量鹿角、兽骨，可见在平城时期鲜卑皇亲贵戚的羶腥膳食仍然保持着。

北魏平城百年，鹿苑兴建无时不在进行。道武帝拓跋珪在鹿苑中建了西昭阳殿、西宫，明元帝拓跋嗣在鹿苑西部“广西宫二十里”，建有板殿、蓬台及白登宫，太武帝拓跋焘建了五色琉璃行殿，献文帝拓跋弘建了崇光宫，孝文帝又建七宝永安行殿、永乐游观殿，等等。这样，鹿苑不仅有阅兵驰马、讲武教战、捍虎逐鹿、游猎驰射的功能，而且也成为帝王召会朝臣、议事颁令、朝寺拜坛、佞道崇佛的行在。北魏的文学之士高闾写过《鹿苑颂》，高允更有《鹿苑赋》名篇传世。

鹿苑与佛道结缘有两事可记，一是太武帝为了抵制佛教的东渐，尊寇谦之为天师，在鹿苑东南起静轮天宫，“令其高不闻鸡鸣狗吠之声，欲上与天神交接”。其实早在道武帝时期就召来一些所谓仙人博士，立仙坊，煮炼百药，封西山以供其薪蒸。二是献文帝亲政后，与文明太后之间发生了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年纪轻轻就做了太上皇，不仅在鹿苑的南部称为北苑的地方建了崇光宫遥控朝政，与太后分庭抗礼，而且连其父雕凿的武周山石窟寺(云冈石窟)也不怎么去了，又在崇光宫西十里开凿鹿野苑石窟寺坐禅其间。这处石窟至今还在，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大同市文博单位工作的屈盛瑞先生最先找到的，其址就在现在城西北的小石子村西。现在崇光宫是无迹可寻了，以鹿野苑石窟在其右十里的位置，以实际路径算应在白马城村中正北、大沙河以北地，其地西北至鹿野苑石窟直线距离为3800余米，若以直线距离算还要向东移670米，在白马城东北。过去人们多指安家小村为崇光宫遗址，现在看来应在靠东一些的地方。这符合《水经注》记如浑东水“迳宁光宫东”的位置，也与郦道元说他做尚书祠部郎时在“北郊亲所经见”崇光宫的情况。

 十四、北魏明堂 

平城的北魏明堂，是北魏平城时代盛世气象的标志。营造明堂的决定是孝文帝太和十年（486年）提出的，而最终完成却是在五年之后的太和十五年。此时文明太后刚刚故去，而由太后与皇帝共同主持的班禄制、均田制和三长制改革已经完成且收到实效，国家进入了鼎盛期。这样的政治、经济条件成就了明堂，明堂便也成了国力的炫耀和时代的标志。这一点可以从平城明堂本身得到验证。1995年发现并于同年至次年进行了部分发掘的明堂遗址，其具体位置在今大同市区东南向阳东街一带，东起原大同职业技术学院西南角，西至柳航里小区西沿，南迄城区四十五校西墙外，北至柳航里原大同职业技术学院3号家属楼西的小区停车场。已探明这处圆形遗址直径为289至294米，占地面积达百亩。主要遗址是中心及东南西北共5个建筑遗址的夯土台基，以及外环于周边四个台基的一条圜形河道。中心台基长宽各42～43米，应为筑明堂太室即太庙，可惜它正好被压在柳航里小区一座楼下。四方的夯土台基应为明堂东南西北四门或四处堂室（更可能是被称为四门之学的太学）。根据已发掘的西、南两个夯台及建筑遗存，四方台基皆向外呈凸字形，面阔29米，进深16～17米。台外的圜形河便是辟雍了，以其形同玉璧名之。辟雍河宽17～22米，整齐的砂石砌成堤岸，并以河泥防渗。河以碎石铺底，颇为考究。据清道光《大同县志》载，此处原名八圪瘩（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军占领期间修飞机场才将8个圪瘩连同中心台基上唐代因址而建的魏孝文帝庙残址夷为平地）。想来当初这里是有8个夯土台基的，每个夯土台都是一处大的建筑，不仅有明堂、太庙、太学、灵台及四门，可能还包括南面专作祭天的圜丘。这一组皇家建筑群，再加上东面皇帝劝耕的藉田、药圃，北面高耸入云的永宁寺七级浮图以及皇舅寺和佛塔，京邑帝里，王者之象，令人神往。从发掘中出土的大量精美石料、表面磨光的大瓦以及直径18厘米的兽面瓦当，也可窥见一斑。

北魏平城明堂是少数民族政权和民族融合的产物。随着封建化的推进，鲜卑拓跋氏与其代北各部族、融入北魏政权的中原士族和周边新加盟的少数民族的交融愈益深广。太和十年，魏孝文帝拓跋宏在平城“始服衮冕，朝飨万国”，并以“法服御辇祀于西郊”。大臣们也“始制五等公服”。这个大的历史背景，标志着鲜卑少数民族政权的成熟，也就在这一年下诏营建明堂。平城明堂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由少数民族政权建造的明堂，也是迄今为止除长安、洛阳而外发现的又一座明堂。这座明堂建造的时间、地点都说明，它本身就是中世纪中华民族夷夏交融的产物。长安和洛阳的明堂，都是明堂、太学、灵台分置，而平城北魏明堂却是合三为一的。辟雍环明堂，考古实物已经证明太学和明堂建于一处，而作为宣扬教化的形象代表“三老五更”高处明堂则史有明载。灵台就在上圆下方的明堂上，而且其“室外柱内”的“绮井之下”彩绘北半天的星空，并且置有机轮，天象逐月而变。太和十六年正月孝文帝先是登灵台观云物接着又降居青阳左个布政。不仅明堂、太学、灵台三而为一，明堂太室也兼有太庙功能。太和十六年（492年）正月依据“严父配天”的常礼“宗祀显祖献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同年九月又“大序昭穆于明堂，祀文明太皇太后于玄室”。在明堂序祖宗昭穆，实际上就是把七庙之享迁入明堂，明堂便成了太庙。这不仅合了蔡邕《明堂月令》关于明堂、清庙、太庙、太室、太学、辟雍，“异名同事，其实一也”的说法，把听政布政、施行教化、祭天祀祖、观云物，察符瑞集于明堂一身，也体现着北魏政权崇简、尚实的民族品格。

 将长安西汉明堂象征性的辟雍河，开成一条真正的环形河道，这既是为地域性、民族性审美观念及平城城建需要所决定，更表达了这个积极向上的民族和政权广布教化的决心。至于将文明太后祀于明堂玄室，则是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也是任何一个汉族政权不敢想的。难怪《隋书》对平城明堂“其堂上九室，三三相重，不依古制，室间通巷，违舛处多。其室皆用墼累，极成褊陋”颇多微词。然而不依古制，违舛处多，极成褊陋，这些不为中原士人所容者，正是耸立于平城这个多民族聚居的国际性大都会的大代明堂的独特之处。

 十五、代北著姓 

《魏书》是唯一有《氏志》的一部正史。《官氏志》中的《氏志》反映的正是十六国至北朝三百年间北中国民族融合再造的情况。

代，原本是一个地域概念，先前是代国，其后是代郡。古代国为北狄所居，西有白狄，东有赤狄。春秋末晋、代交善，赵简子当国时曾以其女嫁代王，但其子襄子继赵后便杀掉代王，以其兄子为代成君占有其地。后来，赵武灵王翦灭代国，始建代郡。战国至秦汉的代郡包括河北西北部的蔚县、涞源、阳原和山西东北部的天镇、阳高、灵丘、广灵、浑源和大同县东部等地。郡治设在蔚县境内，当时阳高叫高柳，是代郡的西部都尉治所。

西晋末，晋颇交结新兴的鲜卑势力拓跋氏，并封猗㐌、猗卢为代公、代王。此时的代国已不限于代郡，而是整个漠南的匈奴故地（田余庆先生指广义的代北为大宁——今张家口一带以西，句注以北，河曲以东，阴山以南之地），其部族已非拓跋一氏，也非鲜卑一族，而是一个中国北方诸多部落的结合体。这个部落联盟中的大小部族原本并无姓氏，部落名便是部民的姓氏，如拓跋部落姓拓跋，贺兰部落姓贺兰，等等。《魏书》所谓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正反映这种情况。其实何止是九十九呢？仅拓跋一族就分成了拓跋、纥骨、普、拔拔、达奚、伊娄、丘敦、侯、秃发、乙旃、车焜等十一姓，不过，这些姓氏后来都汉化了。拓跋氏改姓元，北周时，代人恢复旧姓，部分元姓复为拓跋氏，如唐开元间右监门大将军、西平公、静边州都督拓跋守寂即是。但多数代魏宗族仍以元氏活跃于陏唐之际，如周、隋间重臣元景山和以鲠直著称而为隋文帝所选与蜀王杨秀一道出镇益州的元岩，就都是太武帝子景穆太子的裔孙。元岩的六世孙正是官至尚书左丞的诗人元稹。大同东王庄有元淑墓，元淑是昭成帝什翼犍裔孙，其七世孙元光谦至唐为考功郎中、给事中。而金元之际大诗人秀容（今忻州）元好问也是北魏宗族。由于皇室南迁和魏末六镇兵变，如今留在故平城京畿地区的元姓，远不及洛阳、长安集中，同时也远远不及靠近河南的长治市和晋城市。依1991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大同市与朔州市共有元姓居民1539人（长治市是2855人，晋城是3409人），其中朔城区为1224人，占将近80%。同朔地区拓姓人口为36人（大同、朔州各18人），另有土姓238人（其中255人在平鲁县），应该都是拓跋遗绪。

宗族其余姓氏，纥骨氏改姓胡，普氏改姓周，拔拔氏改姓长孙，达奚氏改姓奚，伊娄氏改姓伊，丘敦氏改姓丘，侯氏改姓亥，秃发氏改姓源，乙旃氏改姓叔孙，车焜氏改姓车，等等。现在同朔地区占人口比例较多的孙、周、胡、侯、丘、邱、车、伊等姓，不能说与北魏宗族姓氏全无关系。

代北贵姓，除了宗族十姓(加上秃发氏是十一姓，便是勋臣八姓了。八姓是：丘穆陵氏(后改为穆氏)、步六孤氏(后改为陆氏)、贺赖氏(后改为贺氏)、独孤氏(后改为刘氏)、贺楼氏(后改为楼氏)、勿忸于氏(后改为于氏)、纥奚氏(后改为嵇氏)、尉迟氏(后改为尉氏)。《官氏志》说八姓“皆太祖已降，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灼然可知者”。因此，在孝文帝推行门阀制度之时，视此八姓“一同”中原崔、王、卢、郑四大著姓。

丘穆陵氏为鲜卑部落联盟成员，北魏百多年名垂青史的穆姓人物有穆崇、穆泰、穆观、穆寿、穆亮等，如今穆姓是浑源县的大姓。

贺兰部本匈奴族，即所谓北狄十九种之一，它是拓跋氏的后族。昭成灭国后幼年拓跋珪随其母贺氏往来于贺兰部和独孤部之间，得其舅氏贺讷监护，得以复国。独孤部为南匈奴苗裔，也与拓跋氏世为姻亲，居于太行山以东桑乾河中游地区。道武帝落难时同样得到独孤刘库仁及其弟刘眷的帮助。北魏高柳郡的安阳县(今山西天镇、河北阳原一带)是贺兰部落离散后其部民的一个据点。如今天镇县的2000余贺姓可能与此有关，大同县加上南郊、新荣区有贺姓3000多人，该是贺姓在平城周边计口授田的地方。大同市馆藏北魏《申洪之墓志》记申氏从“先地主文忸于吴提、贺赖吐伏延、贺赖吐根、高梨高郁秃四人边买地廿顷”可证。另外山阴、应县有贺姓5000人，也能和397年“贺兰部帅附力眷、纥突邻部帅匿物尼、纥奚部帅叱奴根聚党反于阴馆”对上号，阴馆即今朔州东南近山阴之地。

独孤也称屠各，本姓刘，是南匈奴种族，一直生活在山西西北部。因此，刘姓是山西的大姓，以吕梁山区最多，同朔地区则以朔城区、广灵县为多。北魏的善无、马邑，即今右玉、朔州城区也是独孤氏的根据地。如今朔城区刘姓逾3万，位居诸姓之首，可以诠注历史（右玉也有6000多人）。广灵县刘姓14000多人，是该县第二大姓。可以找到的历史踪迹是：386年独孤氏因支持拓跋珪叔父窟咄争位、失败后东奔慕容燕。后来燕封刘亢泥为乌桓王，驻于广宁(与灵丘、广灵接壤的河北涞源)，这样广灵刘姓多就不足为奇了。此外，《水经注》称丰镇为独孤谷城，也应与内徙平城的独孤氏有关。

陆姓是南方的世家大姓，在同朔地区却有2400多人，人数不算多，但已占到全省陆姓的1/5。这些陆姓中可能会有北迁南士子孙，但更多的还应当是北魏鲜卑部落联盟步六孤氏汉化的陆姓后裔。

改为于氏的勿忸于氏，有的文献记为万忸于、万纽于，上述《申洪之墓志》记为文忸于，可知代人姓名译无定字。勿忸于本居于阴山北的万忸于山，以山名族，以族为姓。北魏时其部族最早南归者是道武帝时的于栗磾，其子孙在魏、周有于烈、于忠、于谨等，唐代名臣于志宁也是勿忸于裔孙。现在同朔地区于姓有2万余人，其中原大同县范围有8000人，下余怀仁2500人，应县1800人，浑源2600人，阳高1300人，这个生活圈应是后来留在平城周围的勿忸于种群。

尉迟氏史称西方尉迟氏，是来自西域的种族。北魏至北周的尉古真、尉眷、尉元、尉迟迥、尉迟纲以及唐代的尉迟敬德都是撼天动地的人物。现在同朔地区的尉姓与蔚姓相加也只有七八千人，尉迟恭老家原朔县尉姓只有70多人，但蔚姓不少，3500多人，可能是朔州某尉姓遇到不测，姓尉人头上戴草伪装起来了。在大同市尉姓最多的是阳高县有2300多人，这该是尉迟氏食采或离散之地。

贺楼氏、纥奚氏本是漠北部族，与贺兰部为邻，亦应为北狄十九种之数。据1992年人口普查，同朔地区只有楼姓9人，嵇姓19人，不知何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