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宪
（云冈文化研究中心）
《大同日报》假日特刊，约我谈谈北魏和平城的事。我想，这是一个既宽泛又容易落入俗套的论题。北魏与平城的的不可分割，简言之就是北魏选择了平城，平城成就了北魏。本着这样的立论原则，我尽可能用比较新的材料、从新的视角、避虚就实地讲一点大家喜闻乐见的史实。
下面先谈一下北魏建都平城前北魏和平城的关系。
北魏——确切地说是拓跋代，在尚未建都平城之前，已经和平城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关于这个话题，北京大学著名教授田余庆先生写了一本叫作《拓跋史探》的书，在历史文献奇缺的情况下，对拓跋早期历史作了非常缜密的考查和言之有据的生发。这与他的学生李凭先生《北魏平城时代》一书从道武帝建都平城起说事论史有所不同。因此，要讲这个问题，很难绕开田先生的纲目。去年，我有一篇题为《平魏平城考述》的文章，收入日本出版的北京大学和日本中央大学“中国古代城市和王权”考察研究一书。其中讲了拓跋代早期平城活动的一些情况，兹择要者分述于后。
一、桓帝葬母
据《魏书•高宗文成帝纪》，文成帝兴安二年（453）在平城“发京师五千人穿天渊池”，“获一石铭，称桓帝葬母封氏，远近赴会二十余万人。有司以闻，命藏之太庙。”田余庆先生认为，文成帝时期的天渊池，就是文明太后、孝文帝时的灵泉池，先名天渊池，又名天泉池，后改天渊池。关于灵泉池，我在2007年2月23日的《中国文物报》有一篇题为《北魏灵泉宫池寻访记》的文章，确指灵泉池在大同城东北花园屯乡境内方山正南的黍地沟村与青羊岭村之间，至今池沼宛然；灵泉宫则在其东北的台地上，遗址可觅。
桓帝是谁，其母为何人，缘何要葬在平城境内的方山下？
三国曹魏后期到西晋初期，居于匈奴故地的拓跋氏的部族领袖叫拓跋力微，也就是后来被道武帝拓跋珪尊为始祖神元皇帝的大代奠基人。始祖与曹魏和司马晋的关系都不错，他让自己的嫡子沙漠汗为人质长住洛阳。及至西晋咸宁三年(277)，力微已一百零四岁，沙漠汗北归。力微让手下的大人们到阴馆，即今天朔州西南的夏关城迎接。沙漠汗在中原生活了十六年，业已中原化了。部落大人们见他一身奇装异服早已心生反感，酒席间汗漠汗又摸出弹弓打下一只高空飞鸟，守旧的部落大人视此为妖术，是乱国害民之兆，怕他继统后变易旧俗，便撺掇力微杀沙漠汗于阴馆。沙漠汗后来被尊为文皇帝，他的元配封氏(是贲氏)史称封后，继室兰氏(乌洛兰氏)，即兰妃。
西晋惠帝元康五年，即公元295年，沙漠汗的弟弟禄官做了部落首领，他“分国为三部”，禄官本人居于上谷北即今河北怀来、延庆以远，请他的兄长沙漠汗的一个儿子拓跋猗㐌居于中部的代郡参合陂北，即今大同市阳高县(高柳故城东北)及平城之地，史称桓帝；另一个儿子猗卢居于西部的盛乐故城，即今内蒙托克托云中古城，史称穆帝。
自汉末曹操平定乌桓后，就把陉(勾注陉)北即雁门关以北的居民全部内迁陉南，在今忻州地区置新兴郡，改南迁的云中、定襄、代诸郡为属县，陉北则封鲜卑、乌桓的部落酋长为归义王、顺义王之类的名号称奴自统。西晋基本延续这种格局，但内迁原住民又北还不少。此时西晋的并州刺史为东嬴公司马腾。雁门关外拓跋鲜卑三部，以中部猗㐌最强。其二年，即296年，拓跋猗㐌为了炫耀实力，以葬母为名（实际上是在方山与纥干山——今采凉山间改葬其父沙漠汗和其母封氏），举行了部落大会，远近赴会者二十万人，晋朝的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并州刺史司马腾都遣使者至平城会葬。田余庆先生认为，“草原部落大会几乎都是拓跋部兴盛的标志……循此规律观察桓帝葬母，诸部‘应期赴会’之事，可知它正是在拓跋部经历了二十年衰微之后走向复兴的时刻发生的。此时桓帝自己正当壮年，以神元嫡孙、文帝嫡子的有利地位，居拓跋三国的中部……所以他借葬母之会大事张扬，以凸现自己的能力和权威……”田先生还从《水经注》平城“城周西郊外有郊天坛，坛之东侧有郊天碑，建兴四年立”考证，自代分三国（295年）到晋愍帝建兴四年（316）建坛立碑，迄于太和十八年（494）实施迁都的将近二百年，平城西的郊天坛一直是拓跋氏的祭天之所。桓帝借葬母大会诸部落之处，正在平城西部有碑记为郊天坛的地方。
二、参合生榆
西晋永安元年，即桓帝十年，公元304年，屠各匈奴贵族刘渊在今方山县的左国城建国称汉王，其势方炽。并州刺史司马腾求援，桓帝猗㐌率十余万骑南下，猗卢也派出援兵，兄弟叔侄在太原、西河(汾阳)、乐平(昔阳)、上党等地大破匈奴。桓帝猗㐌与司马腾在并州附近的汾东会盟，签订了盟书。凯旋后，命辅相卫雄、段繁在参合陂西累石为亭，树碑记行。翌年，刘渊复攻并州，司马腾再次求援，猗㐌以轻骑数千赴救，斩刘渊将綦母豚，刘渊南退至蒲子(今隰县东北)。为此，晋封猗㐌为大单于，金印紫绶。在平城一带领部落十多年的猗㐌是一位十分了得的英雄。他身材魁伟，器度非凡。由于身体超高超重，竟没有能禁得起他乘坐的马匹。出入常乘牛车，牛也是特选的“大力士”。
据说大同地区原本没有榆树，一次猗㐌中暑呕吐，这地方竟然神奇地长出了榆树，世人无不异之。《魏书·太祖道武帝纪》还记下了一桩有关“榆”的怪事：拓跋什翼犍建国三十四年（371）七月七日，献明皇后贺氏生太祖拓跋珪于参合陂北，刚生下来就成倍于寻常婴儿，保姆窃以为奇，更令人生奇的是，第二年埋献明太后衣胞的土坑中竟然生出一窝榆树，没过几年便生成一片榆林。
我曾写过一篇《鲜卑人的石室情结》的文章，说到拓跋鲜卑的石崇拜习俗。指出，“从云冈第三窟的石室佛殿，到大兴安岭嘎仙洞拓跋始祖的石室庙堂，再到左玉高家堡南山和新荣区十三边村成排的石祭坛，从方山、白登山石筑营垒，到方山永固陵的永固石室，再到大同周围近几年出土的一些石雕墓室，拓跋鲜卑礼于石、祀于石、居于石、记于石、葬于石，无时无处不与石同在，石分明是这个民族金坚玉刚品格的写照”。从上列正史中我们还窥见，在石崇拜而外，鲜卑人还有榆崇拜的习俗。我在新荣区工作时，就对这一地区农村村前房后以榆为栅、林木掩映留下了深刻印象。联系大同地区以榆命名的村庄，如阳高县的榆林、榆树沟，天镇县的榆林口，浑源县的南榆林、北榆林，大同市周围的榆涧、榆林、北榆涧，等等，这榆，这村，能是偶然的吗？显然，它们都应该是一千六七百年前鲜卑民族，不，是我们的先民榆崇拜的遗踪。
这种榆崇拜的成因，与石崇拜一样，都应与拓跋鲜卑祖居地的环境有关。《魏书》记下了太武帝派遣使者到四千里外的祖宗石庙祭祀刻石的事件，上世纪80年代米文平先生在内蒙古自治区大兴安岭鄂伦春自治旗嘎仙洞发现了太平真君四年（443）的太武帝祝文。《魏书·礼志》在照录祝文后说，中书侍郎李敞等祭祀刻石后，砍了几株桦木插在洞外，后来这些树桩自行成林，老百姓奉为神灵，求之则应。我想，初居大兴安岭的拓跋部民与桦林早已结下不解之缘，南迁之后，漠南地区没有桦树，但却有榆树，榆树不光长相颇似桦树，而且其不畏风寒、坚忍不拔的性格也与桦树相差不远，于是鲜卑民族便移情于榆树，桦树崇拜便也变成了榆树崇拜，并且在正史中留下了“吐蛊生榆”、“埋胞成林”的奇异传说。
三、南都平城
桓帝统部十一年(305)六月二十四日三十九岁的猗㐌因鞍马劳顿，死于癍疹，田余庆先生从“背弃华殿，云中名都”(《卫操传》语)，认为猗㐌是卒于平城之地。西晋朝廷封其为“义烈王”，并且由并州刺史司马腾主持，辅相卫操、卫雄执笔，在与他身前有关也有纪念意义的大邗城立碑颂德。十三年，也就是西晋怀帝永嘉元年(307)，昭帝禄官卒于上谷。
次年（308），穆帝拓跋猗卢遂总摄鲜卑中东西三部。自此，他的单于庭也由西部的盛乐移到了中部参合陂北的高柳(代)、平城。这一年，离石左国城的屠各匈奴刘渊正式称大汉皇帝，迁都至平阳（今临汾市）。西晋的并州刺史已换成那位枕戈待旦的诗人刘琨，刘越石。穆帝三年，即晋怀帝永嘉三年(309)，刘琨以其子刘遵为质并“乞师”。穆帝猗卢派侄郁律破白部大人于西河，大败南侵新兴、雁门的铁弗匈奴刘虎。为此，晋怀帝封猗卢为大单于、代公，后来又被晋愍帝封为代王，食代、常山二郡。猗卢以封邑(代郡)离晋都洛阳太远，民不相接为借口，向刘琨提出雁门关以北城邑的要求。晋朝对陉北五城实际上早已失控，刘琨知道往后还要借助拓跋代对付陉南陉北强敌，便答应了猗卢的领土要求，很快便把马邑(朔县境)、阴馆(朔县东南及山阴大部地)、楼烦（一说在朔州东南至宁武境）、繁畤(浑源西坊城)、崞(浑源麻庄)五县连城带民迁到雁门关内。猗卢则从漠北等地迁徙十万家充实到这一移民区。这样拓跋代的疆域东接代郡(河北蔚县)，西连西河(内蒙河套)、朔方(内蒙乌拉特旗)，方数百里。其后，刘琨又遣使乞师救洛阳，猗卢遣步骑二万助之。或亲自率兵或派遣其子六修、桓帝子普根多次南下帮助刘琨进击新兴叛将邢延及刘聪、石勒、刘粲等，在助晋征伐中壮大了自己。
穆帝六年，即晋永嘉七年(313)，猗卢做出了一项历史性的决定：“城盛乐以为北都，修故平城以为南都。帝登平城西山，观望地势，乃更南百里，于灅水之阳黄瓜堆筑新平城，晋人谓之小平城，使长子六修镇之，统领南部”。到这里，平城也正式代替了高柳的位置，成为拓跋代的实际活动中心，盛乐成了象征性国都。关于新平城的地理位置，从《魏书》“平城更南百里”、“灅水之阳黄瓜堆”，以及《水经注》“桑乾水又东南，迳黄瓜阜曲西，又屈迳其堆南。徐广曰：猗卢废嫡子曰利孙于黄瓜堆者也”等描述，新平城应在今怀仁、山阴、应县间的黄花梁腹部。但是被指为小平城的怀仁县的日中城汉城遗址，不仅规模有点小，而且未见北魏时物。看来随着拓跋代势力范围的南移，这个战略要地是南移了。最近笔者考察了朔州西南近五十里的梵王寺村，其村当街至北500米处，有一道东西向夯土墙，高处尚存370多米，向东断断续续还有近千米，这是古城的北墙；西墙尚存1330米。村人称这道北墙南为古城前，墙北为古城后。城的西部学大寨时板墙圈起作果园的部分称为皇城；皇城北岗为梵王寺墓群，有汉墓，也有北魏墓，皇城正北一公里处有荒冢名太子坟。据说西部打板墙时曾挖出不少完整的陶罐，文物部门还采集过汉瓦当。我在这里看到的多为汉瓦、汉陶碎片。但是在东部却发现了许多北朝的瓦片。说明此处在北魏、北齐曾有过重要城建活动。十五六米宽的夯土墙基，1300多米的边长，符合小平城(右贤王城)的规模，7～9厘米的夯层也是北朝夯土的特征。《魏书·穆帝纪》说，穆帝九年(316)，猗卢召太子六修，六修不到平城报到。猗卢大怒，发兵征讨，反被其子打败，微服逃入民间，让一个曾见过他的贱夫人认出，被追来的六修杀死。猗㐌子普根从外境来赴，攻杀六修。田余庆先生《拓跋史探》已指出雁门关内的代县有拓跋陵，罗振玉《石交录》又载他的学生柯昌泗在山西发现了“代王猗卢碑也”残石，联系梵王寺北岗的太子坟以及“太子”六修之死，小平城的位置便愈益清晰了。
我讲这些，意在说明公元313年“修故平城为南都后”，猗卢的指挥中心便由代郡(阳高)移到平城，此时从平城到南平城都是他的实际控制范围。实际上从295年猗㐌据参合起平城就成了拓跋代的重要根据地。
四、女国祁皇
北魏方山永固陵，俗称祁皇墓或祁王坟。就在方山西麓的饮马河(御河上游，古如浑水)西岸，还真有一个叫祁皇墓的小村庄。过去许多研究者，都把祁皇墓、祁王坟这个名字与方山顶上的文明太后永固陵联系起来，等同起来。这种看法有可疑之处。我问过方山东北方西寺村的老住户，他们称永固陵为大墓，而不是祁皇墓或祁王坟。那么，祁皇墓是不是另有所指呢？清乾隆《大同府志·古迹》说，祁皇墓“在府东北三十里孤山之北……北魏桓帝皇后祁氏尝摄国事，时人谓之女国后，不言其葬所……疑祁皇即祁皇后，犹言女国君，故后人直谓之祁皇，理或如此”。
桓帝死后，其子普根到了“外境”，兴许就是雁门关内的大邗城(左贤王城)，要不不会那么快就回来杀掉六修。穆帝和六修死后，普根立为代王，月余而薨。普根的儿子还在襁褓之中，桓帝后祁氏便抱着幼孙掌国。小孩子经不起折腾很快死了。祁后失去了摄政的名份，这才由桓穆二帝之弟思帝拓跋弗的儿子拓跋郁律在盛乐继代王位，即平文帝。平文帝的父亲思帝虽与桓穆二帝都是沙漠汗的儿子，但他的母亲却是兰妃，不是封后，他已先于桓穆二帝统国一年后死去。平文帝统国五年，终被祁氏害死。公元321年，祁氏虽然立其次子贺傉（惠帝）继位，但惠帝一直到第四年才亲政，长时间都是祁后临朝。
《魏书序纪·惠帝纪》说：
“桓帝皇后祁氏，生三子，长曰普根，次惠帝，次炀帝。平文崩，后摄国事，时人谓之女国”。
《魏书·皇后传》说：
“惠皇帝讳贺傉立，桓帝之中子也。以五年为元年。未亲政事，太后临朝，遣使与石勒通和，时人谓之女国使。”
可见祁皇后在西晋末各政治力量间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惠帝四年得以亲政，我想是祁后遇到什从变故，已经不在人世了，不然他不会轻易交出政权。
惠帝亲政后，立即筹划着筑城东木根山而迁都，关于东木根山的位置，田余庆先生指为今内蒙集宁到河北尚义之间，是独孤部从今甘肃境内的木根山带来的地名，也属于中部拓跋的势力范围。惠帝为什么要离开南都平城？一方面是朔方的铁弗刘虎步步逼进，平阳前赵的刘曜连续辱杀西晋的两位皇帝，向北扩张，平城将处于前沿阵地；另一方面盛乐方面平文帝势力转盛，诸部未服，人心浮动。还有什么原因没有？譬如，惠帝想换一个新环境，以摆脱其母及后族势力的影响，等等。
《拓跋史探》指出：“桓帝祁皇后在拓跋部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过程中，曾扮演过重要角色，为拓跋历史增添了跌宕起伏。”方山多么幸运，竟然接纳了中国中世纪两位伟大的女姓，一位是文成文明太后冯氏，一位是早她一百二三十年的桓帝皇后祁氏。但是，由于建立北魏王朝的拓跋珪是文帝沙漠汗之妃兰氏的子孙，而不是沙漠汗之后封氏之子桓穆二帝的后裔，所以桓帝祁后的地位在史家的笔下也被大打折扣了。但是老百姓不管这些，已经一千六七百年了，他们仍然口口相传着祁皇、祁皇后，甚至把冯氏的永固陵误指为祁皇墓、祁王坟。
田余庆先生考证祁后出自乌桓，恰恰在距祁皇墓村西里许的靳圪塔梁村有一个少见的姓氏“厍”，共150多人。我将此事告知田先生，田来信说，“厍、库本为一字(音舍)，祁皇墓一带库姓村民殆即乌桓库傉官氏”，“乌桓库傉官之部民伴祁皇墓而居竟达千七百年之久，中国偏僻处社会居民结构疑固性亦可见也”。
五、昭成兴亡
昭成帝拓跋什翼犍，是平文帝郁律次子，东晋咸康四年(338)，其兄烈帝翳槐卒，尚在石赵为人质的什翼犍赴国，“即位于繁畤之北，时年十九，称建国元年。”汉代的繁畤在今浑源县西、应县东北，道武帝天兴二年(399)“车驾自中山幸繁畤宫”，应与此繁畤有关。或在浑源、大同之间，离道武巡幸归来的这条“定州大道”不会太远。在《参合生榆》一节，我们已经讲到道武帝拓跋珪生于“参合陂北”，时间是什翼犍建国三十四年(371)六月六日。依《魏书》拓跋珪为什翼犍之子、献明帝拓跋寔的遗腹子，《晋书·苻坚载记》却说他是什翼犍之子，长了一辈。李凭先生在《平城时代》中说：“在什翼犍诸子孙中，道武帝的地位是十分尴尬的。他是献明帝之子、什翼犍之孙；但是献明帝死后，什翼犍又娶了其子献明帝之妻、道武帝之母贺氏为妻，似乎道武帝又成了他祖父什翼犍的儿子。”史界一般都认为道武帝为什翼犍之孙。但道武帝出生时其母很可能已是什翼犍之妻了，妻子在参合陂北产子，丈夫也应该在参合陂。这说明，什翼犍统国时仍处于居处无定所的状况，理由诚如其母王太后所言，“国自上世，迁徙为业”，“若城郭而居，一旦寇来，难卒迁动”。《魏书·序记》虽记“三年春，从繁畤北移都于云中之盛乐宫”，“四年秋九月，筑盛乐城于故城南八里”，王庭确乎返回了兰妃子孙的根据地云中或盛乐。但从其五年“幸参合陂”，其年“秋七月七日，诸部毕集，设坛埒，讲武驰射，因以为常”(按田余庆先生考证坛埒在平城西郊)。“因以为常”就是每年都要有集诸部祭平城坛埒之事。而二十五年、三十二年两个十月的“幸代”该另有“常例”。这说明什翼犍除云中和盛乐而外，至少还有繁畤北、南都平城和参合陂北的高柳一带等三座王庭。可见什翼犍繁畤继代王位后平城一带一直是代国的主要活动区域。
昭成帝什翼犍三十九年（晋太元元年，376），苻秦遣其安北将军、幽州刺史苻洛为北讨大都督，率幽州兵十万，与驻守和龙的范俱难、邓羌对什翼犍形成夹攻之势。什翼犍被俘至长安“入太学习礼”。六岁的拓跋珪则以“执父不孝”，流放蜀地。代国为苻秦所灭。什翼犍北归后死于云中，苻坚采纳了燕凤的建议，将拓跋故地及其部民分为河东、河西两部，分统于原先的邻部兼属下独孤刘库仁和铁弗刘卫辰之下。少年道武帝受制于刘库仁、刘卫辰，却得阴山北舅氏之族贺兰部庇护，赖以保留种族。
代亡五年，苻秦建元十六年（380），苻坚为了从根本上控制大漠南北，决定“分三原、九嵕、武都、汧、雍十五万户”氐秦支胤于诸方要镇。在东部从幽州分出一部分土地，在现今的朝阳市设置了平州，以平州刺史兼任领护鲜卑中郎将。在晋阳，由并州刺史为领护匈奴中郎将，复西移乌丸府于代郡之平城，苻秦的大鸿胪韩胤以领护赤沙中郎将的名义施行监护。乌丸府西移平城，至少说明以下几点：其一，经拓跋代近百载经营的南都平城，其规模已远非周围的两汉县、郡城池可比，俨然是卓然特立于长城大漠间的政治活动中心和军事重镇。其二，说明平城周围是一个乌桓种族集中的所在，这一方面是苻秦向以中原政权自诩，而于拓跋氏及独孤刘库仁、铁弗刘卫辰等匈奴故地的杂夷皆以乌桓目之，一方面平城一带确为夷狄之地，他很难管理，所以先是以夷治夷，由铁弗、独孤、贺兰互相牵制，后复施以治本之策，将大量西北氐羌种族迁徙于此，以改变这一新占领地的种族成分，并对它实施近距离监控。其三，乌丸府究竟在平城设置几年，是否到386年姚秦在长安代苻秦之时，已难稽考，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乌丸府占用了穆帝所修的南都故平城行在，还可能对战争破坏的平城城邑进行过修缮。
六、参合之役
晋孝武帝太元八年 (383) 的秦晋淝水之战，苻秦元气大伤，原先臣服于秦的各种政治力量纷纷叛离。其年，先前依附于前秦的慕容垂“自称大将军、大都督、燕王，承制行事，建元曰燕元”，三年后，即386年，慕容垂在中山(今河北定州)称帝，史称后燕。拓跋珪也脱离苻秦且摆脱独孤部监护，自立为代王。拓跋与慕容，本互为姻族，什翼犍先后娉慕容垂姑母、姐姐为皇后，慕容垂父慕容元真也迎什翼犍侄女为妻。慕容垂的姐姐昭成皇后是道武帝祖母，慕容垂实为献明帝（拓跋珪父）的舅氏、拓跋珪的舅爷。因此，脱离苻秦后，慕容垂曾关照过拓跋珪，但后来各自立国，遂成近敌，战事也频繁起来。
道武帝登国十年(395)，慕容垂遣太子慕容宝及慕容德率众十万伐魏，太祖道武帝避地河西。慕容宝不敢轻易渡河，退到参合陂东（今阳高天镇之间），营于蟠羊山南水上（蟠羊山似为今天镇县城东的盘山，“水”当为南洋河）。忽有大风黑气，状若长堤，或高或下，黑气覆于军营上空。俄而黄雾四塞，日月晦冥。其夜魏师突然出现在参合陂西，后燕三军奔溃，仅慕容宝与慕容德等数千骑逃窜，近十万大军生还的只有一两万人。
慕容宝不甘心参合之败，多次劝其父乘隙袭魏。道武帝皇始元年（396）三月，慕容垂与太子慕容宝率师越过五回道、天门山，出魏不意，向西直指平城。其时在参合大战中立了大功的陈留公拓跋虔以三万家镇平城，勇而轻敌，为燕军所败，人死城失。陈留公虔是道武帝的从弟，少以壮勇知名，素有“卫王弓，桓王（以虔死后追赠陈留桓王，故称）矟”之称。拓跋虔还有出使慕容垂、助慕容永击慕容垂、参合陂败慕容宝的特殊经历。道武帝让拓跋虔以重兵镇守平城，正说明平城战略位置之重要。因为在道武龙兴之初，平城是作为代魏重镇对太行山以东的慕容燕起攻守作用的。可惜拓跋虔辜负了皇帝的信任。
慕容宝攻下平城后，迅速向云中(内蒙托克托)进发，慕容垂则留在平城处理三万家俘虏的事。他想起前不久死于参合的六七万部众，于是专赴参合陂东，只见连沟塞壑积骸如山。设吊祭之礼时，死者父兄一时号哭，军中皆恸。71岁的慕容垂伤痛呕血，旧病复发。原本是要从平城西进的，见身体渐不能支，遂出平城北四十里羊水(淤泥河)筑燕昌城，居十余日，疾笃而还。慕容宝闻讯，只好收兵东还，未到延庆“老公”便病死了。
关于燕昌城，《水经注·㶟水》云：“如浑水又东南流，迳永固县（今大同北宏赐堡左近），县以太和中，因山堂之目以氏县也。右会羊水，水出平城县之西苑外武周塞。北出东转，迳燕昌城南。按《燕书》，建兴十年，慕容宝自西河还，军败于参合，死者六万人。十一年，垂众北至参合，见积骸如山，设祭吊之礼，死者父兄皆号泣，六军哀恸。垂惭愤呕血，因而寝疾焉。舆过平城北四十里，疾笃，筑燕昌城而还，即此城也，北俗谓之老公城。”按照这样的线路，去年6月15日我得在新荣镇任职的学生指引，寻到了散见古砖旧瓦的下甘沟村。七八十年代我在新荣区时，村子是紧靠长城而建，如今迁到了东南一公里的城路地。城路地原是一道古城墙，后来被踏成一条田间直道，东西差不多有1.5公里。西面一里多范围多见绳纹汉瓦及灰陶片。中部渐渐出现辽金沟纹砖和旋纹陶片，东部0.4公里辽金遗物更多。疑似北魏的布纹瓦片也有一些，但特征并不明显。此地原本应是一座汉城，是不是《汉书》所记属于雁门郡的埒县（王莽改为填狄亭）呢？理由之一，《尔雅·释丘》注:“丘边有界,埒水绕环之。”其义似与羊水为埒而环丘有关。理由二，没有一座旧城，慕容垂怕难在短时内筑成一座老公城。此遗址中心为北纬4015'43.20"，东经11312'4.41"，地形由西北向东西倾斜，海拔高度西北1194米，东南1163米。城路应为南墙，南距羊水河糟约600米，北距明长城约1000米，城池方不足一公里。其地西南距新荣区5公里，东南距赵家窑水库也是5公里，东距得大高速公路1.7公里，东北距方山永固陵直线距离13.3公里。东南距大同市操场城玄冬门19.8公里。这样的位置，与《魏书》、《水经注》所记基本吻合，尚须作进一步的地面调察地下勘探。
七、中山人物
历史的演进具有必然性，但在必然之中往往存在一些偶然的东西，而这些偶然的因素又往往是起决定作用的。太行山东的慕容燕原本比太行山西的拓跋代强大得多，但参合陂一场不可预想的兵败，使燕代双方力量的对比发生了逆转。
北魏皇始元年(396)春，慕容燕为雪参合之耻，又一次西击代魏，在攻杀平城镇将拓跋虔后直下桑乾川，这于一年前的大败是挽回了一点面子，但却在参合陂祭悼将士亡灵时，致国主慕容垂痛极而崩，已经西进的慕容宝只好草草收兵，在中山(今河北定州)继后燕帝位。后燕此役惟一的收获是将其西北部的控制线推进到了代国的广宁(今河北宣化涿鹿之间)。派原属拓跋同盟的独孤刘库仁之子刘亢埿镇守。但是几个月后，道武帝便出兵击杀广宁镇将刘亢埿，又把这部分独孤部落迁回代地。
这次出兵实际上是出师中山国都的一次实战演习，从此役的攻守情况，拓跋珪看到进取中山，谫灭后燕的时机业已成熟，于是在其年七月始“建天子旌旗”，正式改元皇始，八月间便大举伐燕。经过半年的周旋，在扫清邺城(今河北临漳)、信都(今河北冀县)后，回兵中山，一举灭燕。这次胜利，“获其所传皇帝玺绶、图书、府库、珍宝，簿列”很重要，得到朝思暮想的山东之地更重要。但是，在我看来，此役的最大收获，莫过于“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山东六州民吏”，这些社会精英和经世之才的加入，加快了拓跋政权由野蛮转向文明的步伐，“百工技巧”的引进，则使代魏落后生产力有了得以改造和大幅提高的可能。
在代人而外，加入北魏政权的文臣武将，无非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西部的秦凉之地，其中既有汉人也有少数族，汉人如帮助文明太后、孝文帝改制的李冲，其父李宝就是西凉王李暠之孙；少数部族如太武至文成时的重臣源贺就是鲜卑秃发部南凉王秃发傉儃少子；于开凿云冈石窟有功的高僧昙曜，也是来自凉州的西域人。二是来自南朝的中原世族，如司马金龙之父司马楚之是司马晋宗室，献文帝平青、齐、兖三州时北入的投化客如崔道固、刘休宾、刘芳、蒋少游等人原本是刘宋臣僚。但是，西来北上的人才，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难与东进的“两燕”人才相比拟。仅上述平中山灭后燕，一次由太行山以东至龙城(今朝阳市)地区进入京师的人口就有40多万。其时都城还在云中，但平城作为拓跋代的旧时南都，一定会是燕来客的安置之地，即便397年没有被迁至平城的“六州民吏”，到398年建都平城后也会渐次迁来“充实京师”。如，天兴元年十二月就有“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杰、吏民二千家于代都”之事。
《魏书·道武帝纪》记，皇始三年也就是天兴元年(公元398)七月迁都平城后，拓跋珪让“尚书吏部郎中邓渊典官制，立爵品，定律吕，协音乐”，“仪曹郎中董谧撰郊庙、社稷、朝觐、飨宴之仪”，“三公郎中王德定律令，申科禁”，“太史令晁崇造浑仪，考天象”，最后是“吏部尚书崔玄伯总而裁之”。这五人中，王晁二人不明籍里，邓渊、董谧、崔玄伯都是新入魏的慕容燕旧臣。道武帝时，邓渊曾奉诏撰《国记》十余卷。董谧与崔玄伯同乡，“以硕学播名辽海”。崔玄伯本名崔宏，是道武、明元朝社稷之臣。不仅“从土德，服色尚黄……行夏之正”等礼仪制度是他奏上的，就连“魏”的国号也是他帮助皇帝最终敲定的。崔玄伯及其子崔浩都是书法大家，崔浩在太武朝文治武功皆推第一。明元帝神瑞二年(415)，平城秋谷不登，有人相信谶书，劝皇帝迁都邺城，崔浩大讲平城的战略地位，力阻南迁之议。他改定律令，撰写《国书》三十卷，平定铁弗匈奴赫连夏、沮渠北凉、辽东冯燕，统一北方，进击柔然，都靠他运筹帷幄。所以魏收说“崔浩才艺通博，究览天人，政事筹策，时莫之二，此其所以自比于子房也”。
另外，从慕容燕入魏的能臣名将、文人学士还有宋隐、宋辅兄弟、高允祖高泰、父高韬，叔祖父高湖、高谧父子，封懿、封玄父子，屈遵、屈须父子，公孙表、公孙轨父子，高祐、高和璧父子，张蒲、张昭父子，谷浑、谷阐父子，韩秀、韩务父子，李灵、李恢父子，郦道元的曾祖郦绍、祖父郦嵩，以及张济、李先之辈，等等。他们都为书写北魏王朝和魏都平城的百年辉煌史增添了浓墨重彩。
八、建都平城
从这里开始讲北魏建都平城之后的事。
《大同日报》编辑部不久前开会讨论了几个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北魏到底是迁都平城还是建都平城。《魏书·太祖道武帝纪》说，天兴元年(398)“秋七月，迁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这里说的是迁都，当然是对的，但是讲建都平城也没有问题。
我们不妨先条理一下北魏天兴元年前后有关都城的一些事情：
一、登国元年(386)正月，拓跋珪在牛川(今呼市凉城间)即代王位，建元登国；二月幸定襄之盛乐(今内蒙和林格尔土城子)，四月改代王为魏王，其年十二月慕容垂封拓跋珪西单于、上谷王，魏王不纳玺绶。
二、登国元年七月车驾还盛乐。
三、登国五年(390) 十月“迁云中”。
四、皇始元年(396)七月，右司马许谦上书劝进皇帝号，魏王始建“天子旌旗”，改元皇始。
五、天兴元年六月“诏有司议定国号”，仍为魏焉。《魏书·崔玄伯传》记，道武帝进入平城正式登临大宝之前又一次议过国号，还是定为魏国。实际执行的结果，正如后来崔浩所言，是“代、魏兼用，犹彼殷商”。
六、“秋七月，迁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八月，诏有司正封畿，制郊甸，端径术，标道里，平五权，较五量，定五度”。诏崔玄伯等人典官制、定律令、协音乐、定郊庙、考天象。
七、天兴元年“冬十月，起天文殿”。“十有二月己丑，帝临天文殿，太尉、司徒进玺绶，百官咸称万岁”。大赦，改年天兴。崔玄伯奏从土德，服色尚黄，用夏历。
从上列七条可知，386年拓跋珪在牛川即代王位，旋即改为魏王。即位后次月自牛川“幸盛乐”，幸某地是皇帝亲临某地，可见当时并不把盛乐视为都城，半年后“车驾还盛乐”，一个“还”字才看出有都于盛乐的意思。但是其后五年却四幸牛川，说明牛川还是他的活动中心。牛川在盛乐之东，而就在登国五年十月却由盛乐西“迁云中”，云中是现在内蒙古托克托东北32公里古城村。次年又在托克托西南起河南宫，活动范围向西扩展，这可能是要避开太行山以东慕容燕的强锋。登国十年(395)的参合陂之捷使代魏国威大振，这才有第二年即皇始元年七月的许谦劝进，施之以“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跸”和“改元”三事。
可以说，在395年前拓跋珪是代王、魏王，还不能称皇帝，因此把牛川、盛乐、云中说成都还有点勉强（前引《魏书》只言“大会于牛川”、“还盛乐”、“迁云中”，均未用“都”字），即便是396年许谦上天子尊号，也只有建天子旌旗和出入警跸这些举动，并未在戎马倥偬之间举行过一个盛大的登临仪式。直至398年到了平城，开始几个月也是在做大量的准备工作，正式登临天文殿，进玺绶，接受百官朝贺是在天兴元年十二月二十日，也就是公历次年二月三日，改用天兴年号也在此时。当然，北魏作为一个成功的王朝，史家将其部落、部落联盟阶段的酋长、大人或由中原政权封授的“公”、“王”都称为“帝”，将其酋长或王、公居处之所称为都无可非议，但是就实际情况而言，其时的代魏尚处于“居无定所”的阶段，很难确定何地为都、为城，况且早期的那些“都”能与后来正式建国、统一北方、与南朝相对立的大魏京师平城、洛阳相比吗？从这个意义上讲，建都平城、定都平城当之无愧。另外，还有一个最简单的道理，由云中(不是盛乐)到平城，对于代魏这个王朝来讲，对于史家记述来讲，是迁都，而对于平城这座城市来说，则是建都——在这座城市建都。
